在这所谓洪宪六君子中，名气最大的当属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着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
他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光绪二年严复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名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他虽然是学海军，但他名驰中外的，是翻译西洋名着。
他曾参加过唐才常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清**曾命令拿办参加会议的人，严复乃避难上海租界，致力于译书事业。
先后译成《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中国教育刍议》诸书。以古文介绍西方学说，严是中国第一人。
他和同乡人辜鸿铭、林纾齐名，为文坛三雄，不过严复是致力于把西洋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辜鸿铭则是把中国学术思想翻译成外文，输送到国外去；林纾则是以古文通俗为终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条工作之路。
辜鸿铭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为张之洞幕友，专研中国典籍，有英文作品《春秋大义》。他的思想为复古派，反对共和，不求功名，不过却瞧不起同乡遗老陈宝琛和郑孝胥。他的记忆力特别强，精通各国文字。
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经延揽严复，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坚决拒绝。
他曾说： “袁世凯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
待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迫袁离开军机大臣位子时，他却颇同情袁，不胜惋惜地说：“看来看去，袁还算是一个国家的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
这是个真性情人，当袁世凯倒霉时，别人对袁世凯都是避之不及，他却敢站出来为袁世凯说话。他也是袁世凯坐火车回原籍，去车站送行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而另一个就是杨度。
民国成立后严复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
当全国一致拥护共和时，他认为当时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
组织筹安会，杨度主动去找严复，开门见山地说：“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
严冷冷地说：“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
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
严复冷冷地答： “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
杨见话不投机赶快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
这句话却打中了严的心坎，于是说：“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
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
李燮和（1873年—1927年），字柱中，号铁仙，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
李为光复会元老。一九零零年，李燮和到长沙求学，得识黄兴、刘揆一等人，自此走上革命道路。李燮和首先加入了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并约集同志者创建了一个“黄汉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黄汉会”意即反对满清，恢复黄帝和汉族的荣耀。
李燮和参与了华兴会的一系列反清活动，曾与谭人凤等策划在湖南宝庆(今邵阳)一带组织起义，参加过萍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委他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一个“光复军总司令”名义。
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调和南北自任，实际上是因为穷得没有饭吃，想借此找机会。恰巧碰上了杨度，即被杨所收罗。
民国四年八月上旬，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要回国时，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并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送交《亚细亚报》发表，正式拉开了恢复帝制的序幕。
紧接着，杨度的筹安会登台表演了。
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全文如下：
“我国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正式**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麦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陪国家于无**之惨象。
“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着，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
“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
“我等身为中国人民，中国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对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宣言中所谓的“国中深识之士”，就是影射了袁世凯，以“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为袁世凯的忽而赞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的反复无常而辩护。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举了那么多拙劣的例子，竭力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中国不能不施行君主政体；
最后硬性地作出结论，明确地提出君主制较民主制为优。
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
杨度如此热衷于君主制，肯定有趋炎附势的动机在作祟，但不能否认，那个时候，他在思想上就是这样地认识。他是学者，基本的良知还是有的。杨度的一生，极富戏剧性，这个曾经的搞复辟倒退的吹鼓手，最后竟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筹安会给会员的通知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筹安会成立后除了发表宣言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选派代表晋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全国都知这是袁家班的把戏，做官的趋炎附势，为保持禄位，纷纷复电赞成，并答应派代表入会。
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处相继组织分会；只有广东分会取名为集思文益会，系梁士诒派所组，不肯依附于杨度的筹安会。
筹安会虽然通知会员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然而，在会员填写入会书后，发现筹安会并不是个研究机构而是一个行动机构，它的行动就是“劝进”。
对于志愿参加入会的人来说，巴不得这是个“从龙”机会，所以当筹安会把投票纸分别发给各省代表，请他们在纸上填写“君宪”或“共和”时，大家当然一致填写君宪了。
筹安会做了一个好像今日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工作，然而它的民意却都是假的，虽是假的，却假戏真做。
接下来，筹安会发表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第二次宣言。
这个宣言分为求治和拨乱两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拨乱部分则说：“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晏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
结论是“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则而行君主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