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八月，日本对德宣战，派兵侵入中国山东，至十一月，夺得了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全部权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政.府按照日本的意图对德、奥宣战后，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而在西原借款中进一步出卖了山东的权益。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即中日签订高徐、济顺铁路借款合同的前四天，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同意在经营和管理胶济铁路方面日本享有种种特权。实际上是以此作为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的条件。
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借款，竟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同日，章宗祥在致后藤的复照中，把后藤照会所提要求一字不漏地照抄之后，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后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便以此为借口，拒不退还山东。
对此结果，段祺瑞当然是不会想到的。那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钱，只要是能借到钱，其他就顾不得了。
早在一九一六年十月，段祺瑞就提出“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国自办，何者中日合办，何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支支节节，遇事麻烦，以达到中日亲善之目的。”
同年十二月，日本内阁首相寺内正毅派西原龟三来华活动，在与曹汝霖、陆宗舆的密谈中，商谈了所谓“中日密切合作”问题。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重任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向日本大量借款。
一九一年至一九一八年，中国向日本的贷款数量惊人。据不完全统计：
（1）善后续借款第一次垫款日金一千万元。民国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财政总长梁启超，与横滨正金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一年，年利七厘，以盐余担保。
（2）交通银行借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曹汝霖、陆宗舆与日本特殊银行团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三年，年利七厘五，以交通银行所有国库券二千五百万元为担保。
（3）吉长铁路借款日金六百五十万元。民国六年十月十二日曹汝霖、梁启超与南满铁路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三十年，年息五厘，以吉长铁路之财产及收入为担保。
（4）第一次军械借款日金一千八百万元。民国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缔结，双方皆严守秘密，不将契约发表。由日方交付军械，以作现款。
（5）善后续借款第二次垫款日金一千万元。民国七年一月六日财政总长王克敏与横滨正金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一年，年息五厘，以盐余作担保。
（6）无线电台借款五十三万六千余英镑。民国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海军部刘传绶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三十年，年息八厘，以无线电信局之收入为担保。
（7）有线电信借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七年四月三十日曹汝霖与中华汇业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五年，年息八厘，以全国有线电讯之一切财产并其收入为担保。
（8）吉会铁路垫款日金一千万元。民国七年六月十八日曹汝霖与日本兴业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四十年，年息七厘半，以吉会铁路财产及收入担保。
（9）第二次军械借款二千三百六十余万元。民国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由陆军总长段芝贵与日本泰平公司代表缔结。由日方付军械，以作现款。
（10）金矿森林借款日金三千万元。民国七年八月二日农商总长田文烈及曹汝霖与中华汇业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十年，年息七厘五，以吉黑两省金矿及国有森林与其收入作担保。
（11）满蒙四路垫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代表缔结满蒙四路（开原海龙至吉林，长春至洮南，洮南至热河，洮南热河间一地点至海港）预备借款契约，借款期限四十年，年息八厘，以四路现在将来之一切财产及其收入作担保。
（12）济顺高徐二铁路垫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四十年，年息八厘，以二路之财产及收入作担保。
（13）参战借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朝鲜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一年，年息七厘，以中国将来整理新税中收入，作为偿还财源。
上述借款总额高达2.2亿日元。而中国因西原借款所损失的有：
一、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及满蒙四路均被抵押。
二、无线电台、有线电信事业管理权的让与。
三、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及森林的让与。
四、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的让与。
五、山东问题换文的损失。
六、中国参战军必用日本军官训练。
西原借款从名目上看，除参战借款外，均属经济借款。但实际上并未用于该项名目，而是90%以上都用于政.府的军政开支和偿还内外债本利。
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承认，当时北京政.府军政费用每月需二千万元，而财政部可靠收入每月不足一千二百万元，所缺八百万元则依靠借款弥补。
章宗祥也供认，借款常被政.府移用，由于军费所需，所借款项就无形地消失了。段祺瑞政.府利用日本的支持，维持其统治，进行“武力统一”。
如同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所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日本政局虽有变更，然“扶持我派宗旨，始终不变”。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建议中日合办凤凰山铁矿，中日各投资二千五百万万元，中国资本可以由日本代垫，并提出在浦口建立钢铁厂，聘用日本技师，以陆宗舆为督办。
这个消息首先由北京的英文《京报》登出来，段派军警逮捕了《京报》主笔陈友仁，接着把《京报》查封。
这一来，便成了一件中外轩然大波的事件，各方遍传：“中国军械将由日本管理，所有各省兵工厂、煤铁矿亦由日本控制。”
于是全国人民和各种团体，一致反对军械借款和凤凰山采矿合同，要求段内阁宣布真相。同时美国公使抗议中日军械借款，亦要求公布凤凰山采矿合同，英国公使则认为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不能容许日本染指。
段认为这个秘密条约是总统府方面故意泄漏的，同时坚信冯国璋有意推波助澜，纵恿反对。
因为就在此时，江苏督军李纯在南京召集了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结果，不但提出了取消军械借款的要求，还提出了改组内阁的要求。
他们认为内阁中有亲日分子，所以需要改组。
不止是江苏督军李纯在反对，直系的其他督军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都电请政.府明白表示。
十月二十八日，段内阁和日本方面拟订了凤凰山开矿草约。
李纯又来一电，指出凤凰山是江苏辖境，事关地方问题，应先征求地方当局意见才能签约。语气中含有即使内阁签订开矿条约，他也不会允许日本人前来开采铁矿。
段祺瑞惯于我行我素，对所有反对声音不理不睬。
凤凰山开矿合同签定要由农商总长批准和签字。可是张国淦竟拒绝签字。
十一月一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亲自到农商部威胁张签字。
张问林权助是代表日本商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他说：“如果是代表贵国商人，则当按照我们中国的矿业条例办理。如果是代表贵国政.府，这里是农商部，我和阁下没有谈话的地位，请阁下到我国外交部接洽。”
林权助被张说得哑口无言，又不好意思翻脸，只好退出。
隔不久又来访张，换了一副和善的面孔，建议依照日本钢铁业由军部管理的成例，将此案移陆军部办理。
张答复说：“这是我国内政，不劳阁下操心。”
段祺瑞怕事情闹僵，派孙润字以一百二十万元向张行贿，贿款最后增至二百万元，均被拒绝。
国务院秘也奉派前来，劝张以考察各省农会为名离开北京，由代理部务的次长代签铁矿合同，张也拒绝。
段又采取以前对付内务总长孙洪伊的办法，劝张外调省长，以免身当其冲，张也不肯。张平日为人随和，可是这次却非常坚决。
段最后派亲信曾毓隽访张，说了许多好话，请张帮忙，张说：“不签字就是帮总理的忙！”
段祺瑞一方面受到直系和诸多方面的反对和限制，另一方面，湖南情势又发生突变，他无路可走，只能是辞职一途了。
当他辞呈尚未提出时，江苏督军李纯又来电建议总理不兼陆军总长、解散临时参议院、派唐绍仪为北方议和总代表、迅速召开南北和议。
十一月十六日段被迫提出辞呈，同时发出“正密”电报严正指出北洋派团结的必要，以及自己不得不辞职的苦衷。
电云：“祺瑞自五月罢职以后，久已厌绝人事，闭门谢客，国变再出，大违初衷。就任以来，赖诸君子群策群力，共济艰难，私冀发挥我北洋同袍之实力，统一国家，奠宁宇内，庶几人民得以安堵，法治乃能设施。此次西南之役，……迭经阁议，询谋无间，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佳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指北洋同志）……乃奸人煽惑，军无斗志，删日王汝贤、范国璋等通电传来，阅之痛惜。
“不意我同袍中，竞有此不顾大局之人，干纪祸国，至于此极也。……今日中国，盗贼盈途，奸人恣肆，纲纪日夷，习俗日敝，所谓护法护国，有名无实，徒供欺诈者诪张为幻之具。……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同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以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
“近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底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王汝贤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抉藩篱，落彼陷井也。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今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
“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久荷诸君子深知，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决计远引，已于昨日呈中乞休，既非负气而去，又非畏难苟安，大势所趋，宜观久远，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自北以往，伏愿诸君子……时时以北方实力，即国家实力为念，团结坚固，勿堕彼辈阴谋之中，以维持国家于不敝，此祺瑞鳃鳃愚衷所祷祈以求者也。临别之赠，幸审存之。段祺瑞。铣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