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战派这时既要讨伐南方，又要对付北方的主和派直系。
民国七年一月八日，以曹锟为首的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有人建议惩戒李纯和陈光远，未获一致意见。
冯国璋耽心主战派走极端，局面无法控制，便秘密关照李纯：“各方集兵于宁，希补救远嫌。”
李纯才有辞职电发出。
这一期间，北洋派的占领区内，陆续也有响应护法的行动发生。
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浙军旅长叶焕章、宁台镇守使顾乃斌在宁波宣布自主，推蒋尊簋为自主军总司令。
十二月一日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宣布自主，十六日湖北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在襄阳宣布自主。
民国七年一月四日，河南民军首领王天纵在汝州宣布自主。
这些活动虽然很快被打压下去，但对所在地的督军势力形成了很大的牵制，并且有滚雪球效应。
荆、襄两地的自主军推黎天才为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石星川为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军长。
荆、襄自主，使王占元的处境更为困难。他是南北调停人之一，不愿与西南为敌。现在他的辖境内，又出现了与西南采取一致行动的自主军，不能置之不理。
他心平气和地劝告他们取消自主，并且保证不向他们发动军事进攻。
自主军除了反对北京政.府外，对王占元也并未恶言相向。
黎天才（1865—1927），云南丘北人，字辅臣，彝族，出生于云南文山州丘北县八道哨彝族乡黎家庄村。
一八八一年投清军衡字营当列兵。
一八八三年法军入侵越南和中国西南边境，他随军参加抗法战争，以作战勇敢而出名。这次战役后，因他作战勇敢，除受嘉奖外；云桂总督岑琉英亲自给他“嘉喜一等奋勇”，破格越级提拔为军官，“奏准以千总补用”。
中法战争结束后，他带兵驻守滇缅边界，功绩显着，升任都司衔蓝翎守备。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浙江一带，为浙江巡抚刘树棠及省防统领李庆堂所器重，委为两浙新中军左营管带，镇守三门湾，剿办宁波、温州、台州一带“海匪”。
辛亥革命爆发，黎天才驻守上海吴淞，革命党人争取他起义反清，他积极响应。与其他起义军和上海民众一起光复上海及附近地区，任沪军都督府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军统领。
随后，他与各地起义军统领到镇江商讨会攻南京，组成攻宁总司令部。十一月十四日他率沪淞军从上海奔赴南京，迅速攻占南京外围乌龙、莫府两山，为攻取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南京攻克后，他被推举为江南第一镇统制，留守湖北，任江南留鄂第一师师长，授陆军中将、二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
一九一五被任命为襄郧镇守使、陆军第十一师师长。次年改任陆军第九师师长兼襄（阳）、郧（西）镇守使。
这是一位从农民到将军的爱国将领。
王占元虽然不对自主军进攻，但是湖北西部还有另一支属于皖系的军队，那就是由四川败退到宜昌的吴光新军。
吴光新在四川打了败仗，很想收复荆、襄，立功赎罪。他的力量虽不强大，可是荆、襄两地自主军在地形上互相隔离，并且各自为政，互不配合，便于敌方各个击破。
王占元自己不愿进攻自主军，也不愿假手别人，尤其是吴光新。他深知，倘若吴光新剿平了自主军，对他是有更大的威胁。
只是他不能公开反对吴光新对自主军的进兵，处境也更为尴尬。
河南汝州的自主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河南督军赵倜虽名列主战派，可是他不是北洋派的正统，汝州在河南西南部，与湖北西北部襄樊毗连，如果两个地区的自主军合流，对赵倜也是一种威胁。
荆、襄自主也使桂系很伤脑筋，尤其是援湘的联帅谭浩明。因为湘西的民军纷纷要求开往鄂西，和自主军联成一片，谭浩明没有理由予以拒绝。
可是湘西民军开往鄂西，便是对王占元的一种敌对行动，王占元是北洋派中的主和派，因此他又不能不竭力加以阻止。
他于是致电北京政.府说：“如果北军攻荆、襄，则南军也会进攻岳州。”
这时，北军第三师已经开到广水，准备进攻湖南。
由于北方主战派和主和派正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曹锟也有所顾虑，想把军队在湖北停留观望一下，再作行止。
直、皖两系是为了湖南战争问题而公开分裂的,湖南局势如何呢？
自北军退出长沙后，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便进入长沙。他抵长沙后，就接到湘军总司令程潜的电报，令他扫径以待联帅。这所谓的联帅，便是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
接着程潜抵达了长沙，于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接任湖南省长。
可是谭浩明也有电报叫他：“勿得擅有建立，致涉纷歧。”
十二月八日，程潜自行解除湖南省长兼职。
十二月十二日谭浩明到长沙，十八日宣布“暂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
谭延闿在傅良佐入湘时被迫下台，下台前他就作了准备，等桂军援湘，骗逐北军出境，他就可以复职。
原来桂系一直是支持谭延闿的，赵恒惕是湘军将领中拥谭的，而当时的省议会也以拥谭议员居多。
赵恒惕先到长沙原想支持省议会电请谭复职，或是再选举谭为督军。
程潜来电制止，以及程后来抵达长沙不做督军而做省长，就是因为要留待“联帅”谭浩明入省后决定。
不料谭浩明入长沙后，竟毫不客气地“兼领湖南军民两政”。
这表示桂系想把湖南并入他们势力范围内。当时的情势，湘军内部不和睦，湘、桂军之间也不和睦。
桂军为了保全两广的门户而援湘，打起仗来，湘军在前，桂军在后。占领长沙后，湘军主张乘势夺回岳州，桂系则主张以占领长沙为止境。
当时岳州城防司令是王占元所属的第二师师长王金镜。
桂系认为进攻岳州就会破坏直、桂两系的同盟关系，可能引起北方直、皖两系由分而合。不进攻岳州却可利用直系牵制皖系，由此达成与北方的和平相处。
湘军则认为不夺回岳州，就守不住长沙，桂军不肯支持湘军夺回岳州，显见桂系的援湘不是为湘人打算。
桂系的“联帅”谭浩明不仅不听湘军意见，且与驻守岳州的北军王金镜签定了各守原防的互不侵犯协定。
湖南人民纷纷要求驱逐北军全部退出湖南，湘军也一再请缨，要北攻岳州，让谭浩明很为难。便电请直系四督转达北京政.府，撤退岳州的北军。
其实直系四督早已破裂，直隶督军曹锟已是征南军统帅，桂系不是不知道，这样做法只是为了敷衍湘军。
以上这些，都是督军团在天津举行会议以前的事。
这时冯国璋还想促成南北和议，责成李纯直接与陆荣廷接洽。
主张湖南先行停战，南军不进攻岳州，北军也不反攻长沙。暂以七旬老人刘人熙为湖南督军，一切问题留待和平会议解决。
冯暗示这是他能力所及的最大限度，否则他就无法阻止皖系的进兵。
桂系催促冯国璋下停战令以期实现和平。冯则迟迟未予答复。
十一月二十六日，陆荣廷首先下了停战令，接着又致电直系四督谓：“已饬前方停战，请极峰（指冯）速下停战令。”
冯的停战令本来早已拟就，忽然接到督军团在天津开会的消息。随后曹锟等十人联名电冯，要求对西南下讨伐令。这样一来，停战令自然无法下达，
十二月初，冯下了一道命令，既不是停战令，也不是讨伐令，是再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
主战派对冯的命令置之不理，仍然积极安排军事行动。冯告诉段芝贵，要求大家静候中央决策，采取一致行动。
可是主战派却说：只有下讨伐令才能取得一致行动，如果不下讨伐令，我们也要进兵。
民国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冯国璋邀请段祺瑞和王士珍到总统府举行会议，希望大家能取得一致意见，避免北洋派分裂。
段祺瑞表示除了下讨伐令而外，别无他法。
王士珍则两面敷衍，不发表实质意见。冯本想在会议中联合王士珍说服段祺瑞，没想到王士珍如此滑头，结果反被段的气势压制。
十二月十六日，在段和主战派压力下，冯国璋发表电令。派曹锟、张怀芝为第一、第二两路总司令。这个人事命令，不以命令发表，而以电令发表，冯有特殊用意。在他看来，总统命令不能出尔反尔，而电令则随时可以变的。他掩耳盗铃地认为，这样就即可以敷衍主战派，也能对南方有个交待。
不下讨伐令而派出两路讨南的司令，实是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