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过。外是全国性的反日，反对向日本借款；内里是北洋派乃至皖系内部的，因各自私利驱使而相互猜疑、相互倾轧。段深深感到旧的北洋派已经病入膏肓，没有指望了，因此而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装。
遂命徐树铮在小站，以参加欧战的名义，先建立起参战军三个混成旅，希望借此达到重编新军的愿望。
曹锟越来越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毒辣，不能不对其深怀戒心。
但是，徐树铮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还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第五期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
吃了这颗“定心丸”， 曹锟又半信半疑了。
七月二十八日张作霖到了天津。三十日张怀芝也到了天津。
三十一日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这一次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其他参加者是：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长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倪嗣冲是接到徐树铮密电于当天赶到的。
这次天津会议是继续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而且力推段祺瑞为副总统。
明知段无意于这个副总统，张作霖为什么还要如此卖力地劝进呢？其实，正因为段没这个心思，张才来这么一出，原来，是他自己看好了副总统这个位置。他此举是想通过这次会议推举一个副总统，段不干他不就有机会了。
事情明摆着，谁也不傻，都看得清楚。倪嗣冲怕会议造成僵局，赶忙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作决定，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
这个意见是徐树铮借倪嗣冲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原已答应过曹锟，自不便食言。发现张作霖窥视副总统的位置，又想用这个位子笼络张作霖，借以鼓励张作霖把奉军全部调赴南方作战。而副总统位置“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又可以用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和他的直军继续对南作战，岂不两全其美！
至于将来怎么办，小徐可管不得那么多。
曹锟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徐树铮已经表示过，只要他不反对对南作战就够了，并不需要他积极南征。
但风云突变，这次的天津会议却把副总统留给征南有功者，张作霖又在旁虎视耽耽。
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大将吴佩孚已拒绝作战，并和南军订立了停战协定。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他想战就能战的了。这样一来，他如何能成为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
天津会议一致决议，劝告曹锟南下立功。
曹锟一方面舍不得放弃副总统位子，另一方面又接到吴佩孚密电，阻止他南下，使他进退两难。
这个布贩出身的老实人也有一手，在进退两难中想出了应付的办法。
他一方面答应南下，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条件：（一）中央预筹军费；（二）规定四省经略使职权；（三）军火暂由奉天借拨，并须取得德州、上海、汉阳三个兵工厂的管理权。
曹锟料到北京政.府对这三个条件难于接受，这样他便可借词推延南下的日期。
他深深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在他看来，他如果真的南下，则张作霖一定乘机“深耕”北京政.权。张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胁，有取副总统的野心，同时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选。
段祺瑞派车接曹锟赴京详谈，曹竟予以拒绝。
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张作霖既然积极，各省督军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把前线的军队替换下来。
但张作霖的积极只是停留在嘴上，轮到要有行动了，他又建议把奉军当做各路战线的总预备部队，随时应援前方。至于真需要时，他会怎样，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这理所当然遭到各方的反对，耗尽了别人的气力，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当别人是小孩子吗？
于是，这个问题大家便争论不休、你推我赖。
天津会议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团结，对督军本人没参加也没有代表列席的各省则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这明显是针对直系的长江三督，他们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没有派代表列席。
于是，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
长江三督很快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但除了争执，什么事都无法议决。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一千五百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
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二亿四千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八千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
段祺瑞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国璋公布施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
但冯最终还是妥协，在八月九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
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
八月十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坚决反对，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又有精力关注中国了。
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同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他们更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全力阻止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
于是，便联合起来，对中国发出强烈抗议。
日本政.府迫于压力，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便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于是，发行金币的事也就只能落空。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不少，但最急迫需要的是军火。
天津会议是七月三十一日开始的，八月九日在无结果中结束。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津返回，张作霖却仍留在天津，他这时对于北京的政坛已发生了兴趣。
张作霖在天津竟无意中发现，从三月二十五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五百五十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一百八十余万元。经他他进一步追查，发现徐树铮把其他的钱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小徐竟敢对他搞“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他心中对这个小徐已经很厌烦，现在发现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负人欺到了他的头上，怎么可以？
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声言找小徐算帐。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向张谢罪。
那些钱本来不是给奉军的，只是经一下他们的手。现在倒好，弄假成真，还得承诺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段祺瑞觉得很亏。
民国七年修正的国会组织法，于二月十七日由王士珍内阁公布后，北京政.府遂令内政部筹组国会事务局，依修正法筹备国会选举。
为了控制国会选举，由徐树铮在幕后支持，组织安福俱乐部。
安福俱乐部是由中和俱乐部蜕变而成的。
中和俱乐部是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的团体组织。
靳云鹏、李经羲、李国筠等人发起，由平社、澄社、宪法协议会、苏圆、尚友会、衡社、友仁社、静庐、正社、新民社、宪政会等小政团合并而成。
其章程以交换政见，联络情谊为宗旨。
各政团各推举代表六人为交际员，每星期开会一次。
这是个完全依附和支持段祺瑞的组织，被称为段的御用工具。
在安福俱乐部成立前， 皖系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聚会。当时是一个寻常俱乐部，请宴召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
一九一八年初，皖系政客往来于安福胡同梁宅的越来越多，开始讨论国会选举问题。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晚，王揖唐、王印川、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梁宅开会，决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确定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为正式成立日。
因梁宅在安福胡同，故取名安福。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政.府所忌，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以政党面目出现。
安福俱乐部下设有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课下复设股。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
安福俱乐部实际上是支持段祺瑞的政党组织，其作用是收买议员政客，操纵国会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