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简称“越”，古称越州，地处杭州湾南岸，东连宁波市，南临台州市和金华市，西接杭州市，北隔钱塘江与嘉兴市相望。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
绍兴历史悠长，新石器时代中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考古称小黄山文化），距今已有约9000年历史。
据史载：大禹治水告成，在绍兴境内茅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死后葬于茅山，茅山因此更名为“会稽”。
春秋时期，於越民族以今绍兴一带为中心建立越国，成为春秋列国之一。
战国，越王勾践大败吴国，越国疆域拓展至江淮地区。至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威王兴兵败越，尽取故吴地并至浙江，越始“服朝于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定江南，降越君，以吴越地置会稽郡”。
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置十三刺史部，督察各郡，会稽郡受督于扬州刺史部。
东汉，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置吴郡，今钱塘江以南仍为会稽郡。
三国，会稽郡隶属于吴。
西晋，太康二年（281），以会稽地封于骠骑将军孙秀，以郡为国，称会稽国。
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复会稽郡，置东扬州。陈永定年间（557~559），会稽郡析山阴置会稽县。
隋朝，开皇九年（589），废会稽郡，改东扬州为吴州。大业三年（607），复为会稽郡。
唐朝，武德四年（621），改会稽郡为越州，置越州总管府，后改越州总管府为越州都督府，隶属于江南道。乾元元年（758），废越州中都督府，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驻越州，，号越州为东府。
北宋，熙宁七年（1074），设两浙东路驻越州。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驻跸越州，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下诏从建炎五年正月起改元绍兴，并升越州为绍兴府。
元朝，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绍兴府为绍兴路。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复置绍兴府。
清朝，设浙江省，绍兴府隶属宁绍台道。宣统三年（1911），并山阴、会稽为绍兴县。
有个成语谓之钟灵毓秀，意为凝聚了天地间的灵气，孕育优秀人物。用这个成语来形容绍兴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
自古以来，留下的先贤和文人墨客的印迹可谓俯拾即是、斑驳可考。
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的传说，已经在这里物化为气势巍峨的大禹陵庙，供千百年来的人们瞻仰凭吊。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王勾践在这里的卧薪尝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逆境中奋发。
还有与勾践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美丽动人的西施姑娘，生于斯而葬于此。
报国无门的大诗人陆游，在这里的沈园邂逅初恋唐婉，写下缠缠绵绵的诗章——《钗头凤》。
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论衡》的着者王充、大器晚成的史学家章学诚、大书法家王羲之，在这里也都有故事留下。
至于近代，更谓名人辈出。
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革命家，光复会创立者及领袖之一)、刘大白(诗人，文学史家，新诗开创者)、鲁迅、马寅初(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夏丏尊(文学家)、竺可桢(科学家和教育家、着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范文澜(历史学家)、周.恩.来、朱自清(诗人、散文家)、俞平伯(诗人、作家、红学家)、钱三强(核物理学家、袁雪芬(戏剧泰斗)……
看这一长串荟萃的名人，绍兴被誉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罕有的群星璀璨之地实至名归。
在地理上背靠大陆，被深厚的大陆文明底蕴滋养，又濒临沿海地区，兼具开放的气息，毫无疑问，绍兴这种独特的地理坏境，使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思想的萌发地之一。
1868年1月11日，公认的“学界泰斗”、“一代宗师”的蔡元培蔡先生，就出生在这历史名城绍兴（时为绍兴府山阴县城笔飞弄）。
蔡元培的乳名原本叫阿培，进私塾读书后取名元培，字鹤卿，又改字仲申，别名鹤庼。后来，他自号为“民友”，原意是老百姓的朋友。这个名字还多少有点清高气，认为自己不同凡类。与民为友者，当然不自认为是“民”，而是亲近、影响、教化人民的人。或许，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怎么能叫“民友”呢？于是就改号为孑民。因此。很多人都尊重的称他为 “孑民先生”。
蔡元培生在一个世代经商之家，只是屡遭挫折，如蔡元培在他的“自述”中所说：“我家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我祖先有营木材业者，因遭同行人嫉妒，被斧砍伤，受伤后遂不复理木材业。自此祖又两世，至我曾祖，行四。我曾祖之兄行三者，营绸缎业于广东，因偷关被捕，将处极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蔡元培的祖父经营典当业，是当地一家典当铺的经理。因行事公正，又善经营，遂致家业渐渐兴旺。其祖父生七子，蔡元培的父亲为长子；“三子好武，不知往终；居家六子，次子为绸缎庄经理，长、五、七子分别为钱庄经理，四子亦经营钱庄，只有六子读书”。
蔡元培有兄弟四人，姊妹三人，他是家里的老二。说来奇怪，他们兄弟姊妹，排行占单数的，长得像母亲，面椭圆、肤白皙；排行占双数的，却像父亲，方脸、肤黄。蔡元培排行老二，长得就像父亲的翻版。蔡元培的七个同胞兄妹中，后来有四个夭折，只有他和大哥、三弟活了下来，三人分别相差两岁。
长到6岁时，家境不错的蔡元培，就开始在自家延请教书先生开设的私塾中读书。
古代教育主流是儒家教育，儒家把教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0岁到3岁，为“家学”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健康成长，还有基本生活常识和礼仪规范。
4岁到6岁，为蒙学时期。蒙学的主要任务有礼教和乐教两部分。
7岁到12岁，为学馆时期，主要任务是读经，也有习字、练武等活动。6岁以前一般不读经。读经要“详训诂、明句读”，是要详细解释的。
13岁到20岁，为官学时期，一般会去县学、府学继续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解经，也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文赋、经史子集等内容。
而后21岁到35岁，这个时期学习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学习专业，如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政治军事；还有一个任务，是行万里路、交游。这是古代教育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阶段，也有为出仕做官做准备的。
36岁到70岁，则是古代读书人出仕做官时期。
清代地方的官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社学和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上或经济宽裕人家所办的学塾里。
蔡元培进入私塾之后，私塾老师周先生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读书之外还要练习写字和对对子。稍长一些，就开始读最基本的儒学经典，像“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并学习写作八股文。
在私塾课堂上，体罚教育绝对是合理合法的。所谓“教不严，师之惰”“不打不成材”，调皮的孩子们在学塾里，被戒尺打手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个年代的家长，是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遭到老师的打手心乃至于打屁股而找上门去评理的。反而认为这才是先生对自己孩子的悉心培养的表现，是尽职尽责地要培育好自己的下一代。往往会帮着先生说话，反过来训斥自己的孩子。
学生整天关在教室里熟读课文，死记硬背。学生如果不会背书，就会受到先生体罚——用戒板打手心。学生没有年级，原教科书教学完了，先生选购新教科书。学生对课文虽一知半解，但都能倒背如流。
蔡元培是聪明勤奋的孩子，但纵使资质再好，也逃不过被老师打手心的经历。而且重复犯错误会加倍责打手心。有一次，由于他背诵《易经》，连着错了很多次，被责打手心达百下。
蔡先生后来自嘲说：“这种不分贵贱贤愚、一概打而后教的教学手段，却也颇能培养学生的谦逊平等的精神。”
私塾里，老师是不会过多地解释课文，只是一味地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或许，这种学习方法的逻辑是：孩童时节，人记忆力强而理解能力弱，不管怎样先背下来，现在不懂，以后会懂的。
很多读书人，在以后的人生中，经典名句张嘴就来，这应该受惠于幼年的死记硬背。看来，什么事都不是一无是处。
年幼的蔡元培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不管懂不懂，就按先生的要求认真背诵，在课堂上既不东张西望，更不玩耍嬉戏，小小年纪就展露出一股从容安详的性格与气质。
这也造就了蔡元培读书，做事特别专注的性格。
一次，他独自在自家楼上读书。忽然楼下房宅着火，幸亏火势不大，家人都惊慌失措地呼叫着扑火。火很快就扑灭了，却唯独不见蔡元培，大家急忙上下四处寻找，才在楼上找到。发现蔡元培仍然安坐在楼上，口中念念有词地还在读书，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又一次，天快黑了，蔡元培的奶妈叫他和一起玩耍的小表叔下楼，奶妈先抱小表叔下楼，让蔡元培在楼梯口坐着等。谁知奶妈一忙别的事把这边的事忘了，几个小时后，奶妈突然想了起来，赶忙回来找蔡元培。只见他静静地坐在楼梯口，一步都没挪，也不哭不叫，平和的样子简直不像五六岁的孩子。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