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四论问题与主义》，主张以“历史的态度”输入学说和主义。
因为《每周评论》遭北洋政府封禁，第37号只印刷了第一版，其中就有《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的部分文字。文章谈及“输入学说”的注意事项和“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
此后的文字没有刊出，这篇文章后来被胡适收入《胡适文存》。
《四论问题与主义》的题下，胡适特地标明该文主要探讨“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即对于输入各种学说主义所应采取的态度。胡适将其归结为“历史的态度”，即“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他希望中国学者都用这种态度研究一切学理、一切主义，这样输入的每一个主义，“都是活人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并且避免了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主义”的弊端。
输入学说怎样实行“历史的态度”？胡适认为，要注意三点：第一，要注意学说产生的时势情形，因为“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最初“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
第二，要注意“论主”的生平事迹和所受的学术影响，因为学说代表某人的“心思见解”，如不仔细分辨，就会把“个人怪癖的分子，当作有永久价值的真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论主”马克思为例，对此作了说明。
第三，要注意学说的效果即“主义的价值和功用”，效果包括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的影响、改变人的言行、变换制度风俗的性质等等，观察这些效果，就能清楚学说的意义和功用价值。
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为例，对此加以说明。胡适虽然充分肯定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但却极力反对阶级斗争。对其，其言辞很激烈，认为“阶级竞争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其结果是，“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前边说了，1919年8月30日，北洋政府下令封禁《每周评论》。原定8月31日出版的第37号，只印刷了第一个版面。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便被迫戛然而止。
蓝公武（1887年1月23日—1957年9月9日）字志先，祖籍广东省大埔县湖寮镇古城村。
幼读私塾，后赴日本留学，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13年赴德国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回国。1904年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时事新报》总编辑等职。1917年后任《国民公报》社长、《晨报》董事、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1923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
1931年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因在高等院校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军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后经亲朋营救获释。
1945年夏到晋察冀解放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北岳行署民政厅厅长。
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无论胡适还是李大钊，都力图通过充分和缜密的说理服人，表现出一种宽容与温和的态度。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开头就表示，他的观点“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文末又说：“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如有未当，请赐指教”。而胡适对蓝公武、李大钊二文的反应则是“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由此可见，双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既相互辩驳，又相互肯定，绝无后来政治论战中那种十足的火药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
细读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重要的是他们是在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甚至相互学习和借鉴，何来剑拔弓张。
无论胡适、李大钊、蓝公武，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努力作学问和追求真理之人。现在回过头来，讨论他们在哪些方面谁对谁错，谁更有道理，固然也是有益处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治学的态度，和讨论问题时的心怀若谷，不像有些人那样搞起大批判来就你死我活。
着名党史学家胡绳晚年曾指出：“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这场为时短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并没有剑拔弩张。争论之时，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友谊依旧。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 所以，过去把这场争论说成两种敌对思想体系不可调和的大搏斗，无疑是夸大了。”
至于论争的结果，有人认为，这场争论促进了李大钊等人更切实地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深入了解和逐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写道：我们“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因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无疑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一个多月后，李大钊发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就改良北京市民生活问题列出20 条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关系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市政问题，如税收、房租、图书馆、夜校、公园、医院、孤儿院、恤老院、汽车、电车、浴所、食堂、公厕、电灯、电话、市区规划等，均一一列出，力主逐项改良。
文章最后还说：“此外应加改良的事，必然还有许多，今天我只想起这些，其余的还要我们大家去想” 。可见，他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并不完全排斥，而是颇为赞许的。
1922月创办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的《发刊词》便有感于“近一二年来的言论界，……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毫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因而认为必须反对“不谙实际的传播一种高调的主张”。这份《发刊词》最后还宣布：“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其中明显反映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重视。
1924 年，《中国青年》亦发表文章表示应“少发些抽象的哲理高论，多注重于具体的实际问题”，并指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虽未免有些人觉得不满，然而我们从一种的主义上去切实的研究民众研究现实，总是应该的。” 这也表明，或许，“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而陈独秀在1920 年的几篇文章中就写道：“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因此，“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他还强调：“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 ，“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象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那些所谓“彻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劳永逸”的想法，都是“懒惰的心理底表现”。这种思想，几乎与胡适如出一辙。
有意思的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动对胡适口诛笔伐的领军之人，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他主持的《湘江评论》马上发文，列举出很多的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对胡适文章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积极响应。
蓝公武和胡适本就是好朋友，李大钊和胡适关系也一直很好。李大钊遇难时胡适不在国内，后来，胡适曾尽力照顾过李的遗孀和子女。而发生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时，胡适还在不遗余力的为陈独秀的释放而奔走，更没有什么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之事。
历史需要的是真相，对历史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随意编撰，是最为令人不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