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世不解，虽然护军使名为护军使，但是实际上掌控的军队并没有这个总司令所控制的部队多，所以刘显世那个时候还是偏向于这个总司令的位置的，但是有军官向他解释道，说：“护军使直属中、央，警备司令却属于巡按使；将来要向中、央或外省说话，警备司令须取得巡按使的同意，并由他承转，大大不便。而且也不利于日后特定时期内，对于一些权力的争夺，无论到时候刘显世需不需要听从戴戡的命令，但是至少在名义上，他还是戴戡的手下，所以如果一旦两个人之间爆发了一些不可逆转的事情的话，那么肯定多数的旁观者都会站到戴戡的一边，因为反对自己的上司，这样的人物，肯定是不讨喜的。”
而且军官们还对刘显世说：“舍护军使而就警备司令，无异媳妇要受双重婆婆的管辖。”这话虽然糙，但是道理却是非常明确地，刘显世明确了这两个位置，也就是全省警备总司令和护军使的职权的同时，他也清楚的知道了戴戡对于他的用心，同时他更明白，现在如果他不做出什么动作的话，或许在贵州其他党、派人的眼中，自己就要被永远的压在戴戡之下，而后所谓的将贵州收入囊中，独揽贵州军政大权，就全都是一句空话，甚至是就是一个屁，或许连屁都不如。
刘显世决定，当机立断，采取强硬态度以及闪电一般的果断措施，在一夜的准备之后，也就是戴戡请他家宴之后的第二天，他便直接的向全省发布自己的就职演说，同时表示自己就任护军使后，将要如何如何的作为云云，并且与此同时，他还向北、京通电，感谢政、府对自己的信任云云，这一系列的作为，也就直接的等同于跳过了戴戡，从而接任了贵州护军使的位置，以及同时他还能够行使护军使的权权力。
刘显世这样的行为，当然使得戴戡勃然大怒，戴戡带着自己的卫队，荷枪实弹，怒气冲天的赶到刘显世的公关，当着他的手下的面，对其破口大骂，什么无耻小人，阳奉阴违等等，总之什么脏骂什么，说他反抗自己的意见，不讲自己放在眼里，同时跳过自己直接的宣布就职，这是对他个人的不尊重，同时也是对于贵州军政机构的挑衅，他说刘显世是一个狼子野心之辈，告诉他，不要自己为“鹰视狼顾”，想要学着司马懿到最后将曹家的权力全部收入囊中，他警告刘显世，要他最好明白一些，护军使当了也就算了，但是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贵州的军政大权，早晚都是他戴戡一个人的，别人想要染指的话，或许会有不必要的麻烦出现，但是他戴戡不在意任何麻烦！大发了一通脾气之后，戴戡离开了刘显世的府邸，而刘显世虽然被戴戡这么当众的辱骂羞辱，但是他竟然一句话都没有反驳过戴戡，其实想来也正是因为这样，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才没有进一步的激化，当然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还是在升级的，之所以说没有激化，也不过就是使得两个人没有单面的撕破脸皮，从而导致有可能出现的兵戎相向的地步。
在戴戡离开刘显世的府邸之后，刘显世这才缓了一口气，而后对着那些义愤填膺的军官们说道：“和疯狗也要一般见识吗？他说是一个乡巴佬，那我这个乡巴佬自然就应该明白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你们什么时候见过乡巴佬会和一条疯狗正面交锋那？”刘显世的这一番话，注意证明他这个人的能耐，以及心胸，或许要是戴戡也能够有与之同样的心胸的话，那么两个人的权力争斗，到最后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结局吧。
戴戡离开了刘显世的府邸之后，他便开始积极的投入到军政要务当中，他这样的行为其实也是为了在贵州的百姓士兵面前提升自己的形象，而且不单单如此，戴戡还积极的通过各式各样的手段，扶植新人，当然了，他所谓的扶植出来的新人，也都是他的门生，同时在扶植新人的同时，他还想方设法的分化瓦解刘显世的部下，从而希望能够将刘显世的权力架构大乱，从而使之崩塌，面对这样的局势，刘显世虽然一开始没有以为如何，毕竟他是掌握有确实权力的，所以他也不必要的对于戴戡这没有设么成效的手段如何。
但是时间一长，刘显世也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毕竟戴戡时不时的破坏他的权利构架，这对于他来讲也是不厌其烦的，所以刘显世最终决定，他要主动出击，反击戴戡的行为，这个时候他手想象到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袁祖铭，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外甥王文华。
因为一些关系，所以袁祖铭实际上与刘显世的关系并不怎么好，而且刘显世也认为袁祖铭是一介武夫，不懂大义，容易动摇，所以他很快的就将袁祖铭排除了，而剩下的一个，就是王文华了，而且相比于袁祖铭，王文华不但与他自身有着亲属关系，同时他还掌握了贵州的兵权，比之袁祖铭所掌握的部队更多，而且战斗力也更好，同时不单单如此，王文华其实除了是刘显世外甥的身份外他们之间还有已成亲属关系，那就是王文华同时还是刘显世的侄女婿！
这可谓是亲上加亲啊，而且王文华这个人脑筋比较空，处事圆滑，做事滴水不漏，而且在军中颇有为威望，同时那，他因为常年的带兵剿匪，所以对于贵州内部的权力争斗，派系区分并没有掺和进来，可谓是一个“白身”，而也正是因为王文华的“白身”，所以也使得他成为了最理想的人选，如果一旦刘显世能够得到王文华的帮助的话，那么他夺取戴戡的兵权以及政、权上，就会变得容易很多。
当机立断，刘显世找到了王文华，但是王文华一开始的时候，却不是非常的愿意如此，一问这毕竟是一场政、治争斗，虽然王文华是一名军人，但是这不能表示他对于什么叫做“政、治”就没有概念，其实王文华的能力非常的强他，完全能够真正的留在贵州的政、治核心，成为其中的一员的，但是他却没有，反而带兵在外，这就能够看的出他实际上心里是非常抵触的，尤其是抵触这样的政、治漩涡。
这一次刘显世找到他，他自然不能够轻易的应允，因为如果他是为了要挤进政、治核心的话，那么早在他步入仕途开始，他便如此做了，而之所以他没有如此还不因为他不想要掺和到其中去，万一一个不小心就成了别人的替死鬼。。。。。
与其说刘显世在竭尽全力的拉拢王文华，倒不如说，是戴戡与刘显世两个人一同竭尽全力的拉拢王文华，袁祖铭这人不知怎么回事，两面都不讨喜，无论是戴戡还是刘显世与他之间的关系都不亲近；刘显世拉拢王文华的手段，其实比起戴戡，还是差了很多的，毕竟刘显世与王文华之间有亲属关系，所以很多事情上他也不能够做的太过，两个人之间存在着辈分的区别，所以刘显世在拉拢王文华的力度上，比之戴戡就差了很多了。
戴戡为了拉拢王文华，那个时候他常常的放低自己的姿态，在很多场合上称呼王文华为“公”，并时常的对他说：“公之未来不可限量！”而且还常常的“劝导”王文华，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寄人篱下，大丈夫要敢作敢为，敢为天下先等等吧，总之就是一些个奉承恭敬之话，这倒是让王文华为此动了心，因为王文华这个人吧，怎么说那，常言道，人无癖而不可教也，但是真的说起来，王文华这个人还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偏好，就更不要说是癖好了。所以想要从王文华的短处上下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还是让戴戡抓住了王文华的一个算是缺点，不能够称之为短板的方面。
那就是王文华有一些好大喜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戴戡要如此的奉承他的缘故了，只有从对手的短处下手，才能够更容易的接近他，从而使得他能够为自己做事等等。说起来，其实戴戡对于王文华支持自己并没有把有多大的希望，但是他明白，其实并非是非得要王文华倒戈来帮助自己，就是他不去帮助刘显世，亦或者是能够不那么听从刘显世的调遣了，对于自己来说，就已经是非常好的局局面了，而且戴戡实际上也是为了这样的局面而努力的。
皇天不负有心人吧，在戴戡的多番“劝导”之后，王文华终于有了一些改变，他开始对刘显世不再像之前那么恭敬了，同时他也开始变得有些头脑发热，并且开始不自觉的将刘显世称呼为“老者”，以此来表现自己对于刘显世这个“老家伙”的不屑。
王文华的改变，刘显世当然也是看在眼里的，但是怎么说那，毕竟两人之间存有亲属的关系，所以他还是相信王文华的。
刘显世这个人那，智虑短浅，处事迟怠，平时怠于职务，喜欢看小说、为人写点字、打麻将、打纸牌。但是这不表示刘显世这个人不能够做一些机谋，刘显世故意的向戴戡表现的自己对于王文华与他之间的联系完全不知情的样子，而且还找了一个机会，将一本不知名作家的言情小说，送给了戴戡，戴戡见此，以为刘显世全然不知自己与王文华之间的交际，所以他欣然的接受了那本小说，而且回去细心的品读，当然了，刘显世肯定不会白白的送给戴戡一本小说的，而且怎么说那，刘显世送给戴戡的小说其实也是残本，至于为什么是残本其实这件事那，与刘显世之前的行为有所关系，因为这本小说的作者，在一九一二年在人称“二二事件”的问题中，遭到了屠杀，这本小说显然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作者已死，但是为什么刘显世还要将这本小说送给戴戡，这还要从这本残片小说中，去寻找。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小说虽然结束了，可是刘显世的用心已经非常明确了，这是一个圈套，或者说，这是一个精神圈套，至于为什么这么说，想来大家必然的能够从小说中看得清楚明白，不然的话，刘显世也不会从众多的小说中，单单挑选出这样一本来作为礼物送给戴戡了。
不过显然的戴戡陷入到了这个圈套中，而没有能够正确的分析局势，他自以为得到了王文华的支持，或者说，王文华已经按照他的理想中的状态而改变了，而且他也想方设法的将袁祖铭从贵州暂时调离了，他以为仅仅凭借刘显世现在所拥有的部下，本根不能够与自己相争斗，但是他万没想到，就在自己享受着小说的同时，刘显世的几步棋，已经将他逼入了一个困境当中去！
因为就在这一点微乎其微的时间里，刘显世许久不曾动用的“耆老会”竟然被刘显世请了出来，而且这一次不单单只是耆老会的原班人马，还有许许多多不知道如何就成为了耆老会一员的新人，而且这一次，并非仅有一个耆老会参与了进来，还有前清的遗老、残部，戴戡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个难以应对的局面中！
“耆老会”乃是以郭重光为首的封建官僚、豪绅地主集团在革、命后成立的，任可澄、何麟书、张协陆合流，光复前夜向沈瑜庆献计假、独、立，由其组织保安会左右时局，然贵阳顺利光复，保安会未及出炉即夭折，遂另起炉灶成立耆老会，意在左右贵州之政、权。
在辛亥革、命之前，贵州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以张百麟，周素园为领导的“自、治社”和以何麟书、任可澄、郭重光等为首的“宪政派”手中，然而在推、翻清廷之统治后，两派之人为求生存，也是为了相互之间形成掎角之势，从而巩固双方对于政、权的控制，在乱、世中求务实，取生存，两派之人尚且能够相互容纳，并且在一定意义内两者合作，稳固贵州局势，这样的场面虽然尚能算是比较和睦，但是对于权力的争夺，两者之间却从未停止过，虽然两者之间有所合作，但是却不能称之为“同心同德”而是应该准确的定位为“各有异心”。
所以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必然的不会长久，果不其然，当贵州通电宣布“独、立”以后，贵州拥有了单独的权力之后，两派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原本就心存各异的两派，终于在这个时候，从所谓的“政、治意见分歧”延伸成为了“政、治战略冲突”，而两派之间的关系，也从所谓的“相依为命”、“共同扶持”一转改变成为了“水火不容”的局势。
水火不容的局势并没有持续很久，当然了，这不是说他们两派之间相互议和了，而是将冷冲突变成了热冲突，两派之间竟然兵戎相向，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当然了，作为他们两派，即便是真刀真枪的打起来，也不会形成战场一般的局势，不过虽然没有战场上的声势浩大，死伤惨重，却也弄得两派人之间，各有死伤，当然了，这不包含两派的核心要员，死去的都是那些当兵办事的，亦或者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两派之间的兵戎相见自然不能被贵州的百姓所允许，而这两派人那，都是游弋于政、治之间的人物，自然与军人不同，所以他们都懂得民心民性的重要，从而将兵戎相见下降到了相互之间的暗杀，与谋害的层次，虽然方式上看起来不如荷枪实弹的战斗惨烈，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能够动、摇两者根基的方式。
他们之前做所以没有一开的时候就选择这样的暗杀、谋害的方式，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相互都清楚，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说白了，还是对于贵州一隅的争夺，他们都不是碌碌之辈，要说他们没有称雄全国的野心那是假话，所以他们才会相互之间不约而同的选择近似于战争那种不会动摇两派根基的方式，来进行争夺。
与其说这是他们的智慧，倒不如说是他们的油滑，因为无论他们双方中的那一方，都清楚的知道，如果一旦自己方面取得了贵州的全部权利的话，那么经营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有可能与其他人那般，逐鹿全国，那么一旦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的话，他们曾经的敌人，此时此刻依旧还不清楚对方敌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