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书省和礼部官员简单交代了几句，朱标就让他们退下了，他走到到偏殿的书案之前，坐下批阅奏折。就工作量而言，成为皇帝之后，相比于监国之时，并没有增加多少。军政方面，朱标不怎么在意，有徐达等人在，无需操心。内政方面，在丞相制度下，皇帝也完全可以偷懒，无为而治。
只不过太祖朱元璋底层出身，权力欲又强，对于朝廷政务方面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对当官的不太放心，所以立国之初，事无巨细，面面操心，恨不得每天再多十二个时辰。
先前监国历练过一些时日，初登大宝的朱标，面对朝政不至于手忙脚乱，基本上都能应付。这些日子，他更多的是在想如何利用六百多年积累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明代社会。
华夏大地，中原王朝，农业是统治的根本，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政策的改革无疑首先要着眼于农民，着眼于土地。而更深层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大得时代背景之下，朱标也无力改变，只能是修补，减少束缚，推动发展。
农业改革，无非两个途径，一是土地性质，而是税收办法。土地性质，简单来说就是土地的所有权，无非公私两种。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若是将王看成一个人，那天下之田都是私有，若是看成国家的代表，则是公有。
耳熟能详的井田制，便是先秦时期的一种公有土地制度，国家将王土授予农民进行耕种。土地按照井字形划分，每格一百亩，授予八户农家。边上的八块分别作为每户的私田，自耕自收，中间的一块为公田，八户共同经营，收成上缴国家，这种配田方式被称为助法。
这种助法制度，公私兼顾，借助民众耕作公田以为税收，但这种制度最大的缺点就是死板，无法有效休耕。在没有其他辅助的条件下，要想保证土地的肥力，必须轮作。按照轮作时间，将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田无需轮作，每年都可以耕种，中田需要休耕一年，下田需要休耕两年。
在助法制度下，一旦需要休耕，就意味着井田里的农户要迁移到别的井田去耕种，而这样的井田未必就会在隔壁，可能相隔很远，农户每年搬来搬去，实在麻烦得很。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不便，在西周时期开始出现彻法。彻法也是将王土授予农户耕种，但不再是以八户为单位，而是以每户为单位。同时在授予田地时，考虑到田地等级，需要休耕的就多授，保证农户每年都有地可种。既然没有公田的收成上缴国家，那么国家就要求每户按比例上缴各自的收成，一般为十缴一。
这种彻法制度，相比助法制度更加灵活，即便需要休耕，农户也不需要搬迁，就近耕种即可。在彻法的实施过程中，一家农户只要自己不搬迁，很可能只需要授田一次，便可一直耕种，那么授予的田地就近乎私产。被授田的户主死了，他的儿子申请重新授田，只要他不迁移到别的地方，那么大概率还是会将他父亲的那块地分配给他，这样就近乎继承。在这样近似私有的土地制度，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私自授予，譬如父亲亡故，儿子自行接替耕种，或者说两户互换土地，甚至买卖土地。
此外，国家对于赋税的征收，是根据产出按比例征收，至于这块地被授予了谁，并不关心，只要按时缴纳即可。如此这般，彻法制度就逐渐演变成一种更为灵活的田赋征收制度，土地则近乎于私有财产。在助法制度下，国家的收入受限于公田的产量，在彻法制度下，国家的收入则受限于征收的比例。
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助法制度的收入是固定的，彻法制度则可以通过增大征收比例而提高收入。这样的话，国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调整征收比例，达到聚敛财富或者与民休养的目的。
譬如汉初，经历过秦末战乱，百姓需要休养生息，缴税比例很低，为三十税一。到了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田赋的征收由原来的按比例，改为按照田亩数，每亩定额征收，这样税收多少与产量无关。
这种公有土地私有化的现象到了战国时期已经非常普遍，只不过都是暗箱操作，上不得台面，因为这种私有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周天子王权的一种践踏和破坏。直到秦孝公启用商鞅进行变法，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这种土地私有化的合法性，土地买卖得以正大光明地进行。
从此之后，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最重要的土地制度，可以这么说，即便是贵为天下之主的一国之君，想要合理合法地占有一户小民的私有土地，也必须采取等价交换的方式。
土地私有制度，确认了农户对土地的所有权，一定程度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公开买卖则势必加速了土地流转。
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象征，一旦可以公开买卖，那势必会逐渐集中到有权有势的人手里，即为土地兼并，其后果就是富家之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针对私有化带来的分配不均的问题，历朝有人提出限田之策，其目的就是防止土地大规模兼并。但是这个限额的多少，难以把握。定得太高，则形同虚设，定得太低，则阻力太大，难以施行。
到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其中一项表示恢复土地国有，施行授田制度，意图实现土地平均分配。
可是，朝廷手中也没有足够多的土地以供分配，他采取的办法是强制没收私有田地，这招来了无数反对之声，导致民不聊生。况且，王莽得位不正，失了民心，眼见局势难以控制，王莽不得不下令停止土地国有化，继续承认私有。
有王莽的教训在前，后来者在土地改革上都谨小慎微，绝不采取激进的策略。在秦之后的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确有那么一段时间，土地私有制不占据主要地位，大多数土地是归国家所有，这段时间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大约三百年。
这段时间里，土地制度施行的是均田制，即按照劳动力分配田地，使得耕地与人口合理配置，以期力业相称。这一土地制度与王莽的改革的理念基本一致，却能实行近三百年之久，是由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的，这种制度的消亡，同样是历史环境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