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星期天到来了，五明和晓萍带着儿子佳佳，并和永洪一家，去参观一座隆昌石牌坊。这座石牌坊位于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金鹅镇南北二关（成渝古驿道古关隘），现存清代时期的石刻牌坊群堪称中国石牌坊之冠。
他们乘坐工厂到隆昌的公交车来到县城后，再步行一公里到达了牌坊所在地。这是一座功德坊，上面刻满了精美的图案和文字，记载着古代人们的功绩和荣誉。五明和晓萍仔细地观察着每一块牌坊，感受着历史的沉淀。儿子佳佳则对这些古老的建筑充满了好奇，不停地问东问西。而永洪一家也被这些壮观的石牌坊所震撼，纷纷拍照留念。
郭王氏功德坊坐落于隆昌县城南的土地坎云峰关外，它始建于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的腊月，乃是为了表彰和纪念那位乐善好施之人——诰封中议大夫、遂宁县教谕郭人镛的妻子浩封淑人郭王氏而建。这座牌坊的建立，并非由官方出面操办，而是由郭王氏的子孙们谨遵皇帝的旨意，自行建造而成。
郭王氏出生于泸州举人之家，其祖父是湖北安襄观察使王方山，父亲则是同知王双峰。自幼时起，她便熟读诗书，颖悟过人，对于规范礼节更是极为看重。她言辞谨慎，行为端庄，侍奉公婆尽心尽力，帮助丈夫勤奋学习，尊敬长嫂，事必躬亲，无论大小事务都亲自处理，因此得到了家族上下的一致称赞。
永洪耐心地向众人解释道：“这‘举人’乃是中国古代地方科举考试中试者的称呼。其原意是指那些被推举到京城参加会试的人，也可以说是所有应考者的通称。在唐代，各个地方的乡试合格者需要进京参加会试，因此才有了这个称谓。而到了宋代，则成为乡试各科中试者的统称，通常被称为举子。不过，宋代的举人在被解送进礼部之前，还必须经过一次考试，有点类似于后来的乡试。如果举人在礼部的会试中落榜，仍然需要再次参加乡试，才能继续参加下一次的会试。一旦举人通过会试登科，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但他们并没有‘出身’，也就是没有正式的进士身份，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等义务。这种情况在金代和元代也是一样的。到了明代和清代，举人则专门用来指代乡试中的合格者，并成为一种出身资格，意味着他们已经初步具备了进入仕途的资格。清朝末年，除了文科举人和武科举人外，还出现了法科举人和理科举人等新的科举类别。然而，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中国的科考制度正式宣告结束。尽管如此，对于那些留学归来的学生们，政府会对他们进行考试，并根据成绩给予相应的奖励。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将被授予进士出身，而成绩优良和中等的则分别获得举人出身，并各自加上特定学科的称号。”
永洪说，“举人这个身份意味着通过了全省范围内的科举考试（乡试）并且合格。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孝廉”。乡试通常每三年举办一次，由于时间安排在秋季，因此也被称为“秋闱”。主持乡试的官员通常是进士出身的各部官员或者翰林学士，而监考则由各省的行政长官担任。
参加乡试的考生必须具备秀才的资格。考试地点位于各个省份的贡院。乡试分为三场，考试内容包括八股文、试帖诗、表、判、论以及策等。试卷需要经过专人抄写后才能交到考官手中，以防止作弊行为。一旦确定了及格的人员名单，就会在巡抚衙门门前张贴榜单。因为这时正值桂花盛开，香气四溢，所以这张榜单也被称为“桂榜”。中了举人也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日后即使会试不中也有作学官、当知县的机会。”
永洪说道：“这‘观察’啊，乃是清代对道员的一种尊称呢！话说回来，在唐代中叶以后，当时并没有设立节度使的各个道都设置了‘观察使’，这可是州以上的高级长官呀！到了清朝的时候，又分为守道和巡道两种，每一个省份内都会设有某个专门的项目，他们的地位有点像唐朝时期的观察使哦！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分守、分巡道员也负责管理府州事务，于是就借用这个称呼来尊称道员啦！”
永洪详细地说道，颖悟这个词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非常聪明，具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和悟性。就像《晋书·王戎传》中所描述的那样，王戎自幼就聪颖过人，神情气质都显得格外出色。明代的徐渭在《陈山人墓表》中也提到，陈山人天生聪慧，与众不同，十几岁时便已经对古代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小谢》里更是描述了一个非常聪颖的人物，一经教导便能领悟，只需指示一遍，无需再次询问。
接着，永洪进一步解释道，郭王氏是郭玉恋的二儿媳妇，她深受公公乐善好施精神的影响，乐于助人。她的丈夫郭人镛曾经担任过遂宁县的教谕一职，但上任仅三个月后，因为父母年老生病需要照顾，他毅然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承担起家庭的重任。而郭王氏则全心全意地协助丈夫处理家务事。
郭人镛是一个心系故乡、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人。他的妻子郭王氏也非常支持他的善举，不仅如此，她还亲自捐赠了两千两银子，用于购置田产，以确保育婴堂有足够的资金来照顾和养育婴儿。由于郭王氏的慷慨解囊和乐善好施，郭氏家族的成员们决定请求朝廷为她建立牌坊，以示表彰。
隆昌知县萧延禧得知此事后，便将郭王氏的善举详细地报告给四川总督丁宝桢。丁宝桢对郭王氏的行为深感钦佩，于是向礼部上奏，请求朝廷给予嘉奖。礼部接到奏折后，又将其转呈内阁，最终呈报给皇帝。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批准了郭王氏建立牌坊的请求，并赐予她“乐善好施”的匾额。这个荣誉不仅是对郭王氏个人的认可，也是对整个郭氏家族的赞誉。从此以后，郭王氏的善名远扬，成为当地人民敬仰的楷模。而这座牌坊也见证了她的善良与慈悲，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永洪说：“育婴堂是旧时社会中的一种慈善机构，专门收养那些被遗弃或无法得到家庭照顾的婴儿和儿童。这些孩子通常来自贫困家庭，他们的父母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承担养育责任。”
他继续说道：“在那个时代，许多贫困家庭都面临着经济困难和生存压力，而育婴堂则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当一个家庭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时，可以选择将其送到育婴堂，由那里的工作人员负责照顾和抚养。”
接着，永洪介绍了育婴堂的运作方式：“一旦孩子进入育婴堂，会有专人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提供食物、住所和医疗保健。同时，也会尽力寻找合适的领养家庭，让孩子们能够重新融入社会。如果找不到领养家庭，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在育婴堂度过整个童年，或者被转移到其他福利机构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和培训。”
最后，永洪强调了育婴堂对社会的重要意义：“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建立起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同时，也要关注那些仍然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需要帮助的儿童。只有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平等的机会和尊严。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之下，育婴堂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了。起初，这些育婴堂都是民办性质的，由官府倡导发起，而运作资金则来自于地方民众的捐助。比如，各地的行政长官会带头每月捐资，然后呼吁地方的乡绅和富户也参与捐助。由于这种善举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民众们纷纷踊跃捐资。只要有人送婴儿过来，育婴堂都会一概接收并予以抚养。孩子们长大后，可以选择自己独立生活，也可以被亲生父母领回去。此外，社会人士也可以领养这些孩子。通常来说，育婴堂的养育方式分为堂养、寄养和自养三种形式。堂养是将婴儿留在育婴堂里抚养；寄养是由育婴堂聘请的专职乳母把孩子带回家里养育，并定期送回检查；自养则是由婴儿的家领取抚养费，然后自行哺乳。寄养和自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幼婴堂的场地及人手方面的问题。
永洪说，郭王氏功德坊与郭玉峦功德坊修建于同一年，仅仅相隔了两个月而已，而且这两座功德坊的坊主是翁媳关系，这是一种慈善事业的接力，也是一种善良精神的延续啊！他不禁感叹道，民间慈善力量总是不绝如缕地展示着中华民族的善良与责任感。一个人富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去做一些慈善活动，回报社会。这样不仅不会减少自己的幸福感，反而会让幸福感得到提升，甚至还可能增加财富呢！
五明认为，慈善事业是一种关乎人心和天理的伟大事业，通过人们的努力去迎合上天的心意，总会带来改变。慈善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它照亮了生命的道路，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力量。善良如同河流一般流淌在每个人的心中，如果将这些善良汇聚在一起，就能形成一条承载着几千年历史的文化长河。这条河流清澈透明，能使人心灵净化；明智聪慧，能让人洞察事理；修养品德，能令人品德高尚。慈善如春风化雨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始终具有无尽的吸引力。
五明观察到在隆昌县的山门坊上，所有的横匾文字都是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排列的，这让他感到十分疑惑。永洪解释道：“这是一个至今都没有解开的谜。比如正匾‘蜀楚承灵’四个字，就是从左到右排列的（可能有人会说：这四个字可以理解为‘灵承楚蜀’，但这是行不通的，因为‘蜀楚’这两个字是不能易位的，不可能是‘楚蜀’，因为这是一个既定的地域文化概念，中国对地域文化板块的传统分法是：吴越文化、中原文化、蜀楚文化、关东文化，从未有过‘楚蜀文化’的说法）；而此坊左右两边的侧匾分别是‘修政’和‘叙功’，也是从左到右排列，如果按照从右到左的排列形式来解读，就变成了‘政修’和‘功叙’，那显然是读不通的，也无法解读其意义。”在正匾“蜀楚承灵”四字的右边，竟然落着“同治六年仲春重建”八个字！要知道，千百年来，匾额落款都是在左边的啊！这个改变简直是破天荒的！它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书写格式，还成为了典型的从左到右排列的见证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可是中国有史以来发现的识字横读最早的实体记载呢！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匾额竟然隐藏着如此重要的历史信息？
永洪表示，在中国古代时期，汉字的书写方式通常是竖行书写，这种书写形式的形成可能与早期的书写材料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开始的时候，书写材料主要是甲骨，这些甲骨呈现出狭长的形状，所以竖着在上面刻字会比横着刻字更加方便快捷。而在纸张还没有发明之前，人们使用毛笔在狭长的木简或竹简上进行书写，同样也是从上往下书写更为便利。这样一来，便逐渐形成了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古代书写模式。即使在汉代之后纸张已经被发明出来，但是汉字书写的习惯仍然延续了下来。自从中国有了文字书写以来，一直都是采用竖排版的方式，所以人们在阅读文字时就必须遵循从右到左、自上而下的规律。这样一来，人们的视觉习惯也就被迫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模式，然而事实上这种习惯并不自然，并且阅读速度也非常缓慢，与国际上普遍采用的识字横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清朝末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接触并学习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汉文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经常需要引用外文词汇、书写阿拉伯数字以及使用新的标点符号等。然而，传统的汉字竖写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极为不便。面对这一现实问题，知识界的人士们开始积极倡导汉字改革，并大力提倡拼音文字的推广。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改变传统的竖行书写方式，采用从左到右的横行书写排列，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书写效率，还能让汉字与其他语言和文化更好地融合交流。因此，一场关于汉字书写方式的变革悄然兴起。
永洪表示，早在1909年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了采用“横行”排版的书籍。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音韵记号》，其作者正是刘世恩。一直以来，刘世恩都是倡导文字改革的先驱者。在他的书中，详细地讲解了拼音方案，并自称是“无师自通字，兼识汉字”。
1915 年，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来临了——《科学》周刊创刊号正式出版。这本刊物不仅带来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更引人注目的是，它首次将汉字以“横行”的方式排列。这一举动宛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
永洪说，时间来了 1919 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新青年》杂志编辑钱玄同，写下了一封致陈独秀的公开信，并将其刊登在《新青年》1919年3月第3期上。在信中，他针对汉字“竖改横”的做法，提出了自己深刻而富有说服力的观点。他以独特的视角指出：人的眼睛是左右并列的，而非上下重叠。试着站在房间里，横向观察左右，会感到非常轻松；但若纵向观察上下，则需要不断俯仰，相当费力。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明显看出阅读横行文字比竖行文字更为容易。而且，无论是汉字还是西方文字，人们用右手写字时，必然是从左到右书写，很少有人从右往左写。这一观点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对于汉字排版方式的新思路。汉字书写一直以来都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排列，但这种传统的书写方式在近代开始受到质疑。有人认为，这种书写方式效率低下且不便于阅读。其中，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认为，汉字书写应该借鉴西方的书写方式，从左到右横向书写，这样更方便快捷。
永洪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汉字横写的改革。钱玄同更是连续发表多篇公开信，积极倡导“竖改横”的主张。这一主张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并最终被社会所接受。
在1952年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陈嘉庚提出了一项重要的议案：建议书籍采用从左到右的排版方式。这项议案经过讨论后获得通过，标志着汉字横写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55年1月1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光明日报》正式采用横排的形式出版发行，成为国内首家全面推行汉字横写的报纸。这一举动不仅展示了报社对改革的决心，也为其他媒体树立了榜样。当天的《光明日报》还专门刊登了一篇名为《为本报改为横排告读者》的文章，解释了这一变革的原因和意义。
永洪说，在文章中，《光明日报》强调了现代中国报刊书籍的排版方式应当顺应时代潮流，根据现代文化的发展需求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进行调整。他们坚信，汉字横排横写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这一转变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与传承。如今，汉字横写已经成为主流，无论是在印刷品还是电子设备上，都能看到横排的汉字。这次改革不仅仅是一种排版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文化交流、教育普及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光明日报》作为先驱者率先实践之后，到了1955年11月，中央级别的17种报纸当中已经有13种改成了横排。1956年1月1日，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民日报》也正式改为横排，这一举措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热烈响应。
1956年，中国所有的学校课本都开始采用从左到右的横排版式，这意味着延续了几千年的识字竖排阅读习惯画上了句号，一个崭新的时代就此拉开帷幕。识字横读的新时代正式开启。
永洪提高嗓音道，然而，有趣的是，中国的识字横读现象最早竟然出现在隆昌城内的一座牌坊之上。这座牌坊上的文字从左到右的独特排列方式究竟是纯属巧合，还是有人故意为之呢？这个谜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无人能够成功破译。它仿佛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神秘明珠，等待着后人去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