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地方部队之外，另外有直属于皇帝陛下的“亲军”。亲军在洪武年间共有十二个卫，其中护卫宫禁的“锦衣卫”最为重要。明成祖把亲军扩充为二十二卫，称为“上二十二卫”。
这些皇帝的“亲军”，除了锦衣卫兼有“缉捕奸佞”的重任，更重要的职责是拱卫京师的安全，以及皇帝出行时随扈左右，其他的用处实际上并不是很多。
地方军包括卫军，边兵和民兵。
卫军配置於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
边兵是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配置於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九个军镇，史称“九边”。
民兵是军籍之外，由官府佥点，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这些个所谓的民兵，成分很杂，名称也不一。内地称之为民壮、义勇或弓兵、机兵、快手，西北边地称土兵。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苗兵、狼兵等土司兵。
此外，还有不同行业和阶层组建的矿兵、盐兵、僧兵(少林兵﹑五台兵)等，遇有战争，这些不是兵的兵也常被召出征，战争结束，他们就仍回原址。
刨去那些民兵什么的不管，只是这些吃朝廷军饷的所谓的正规军，其数量也是足够惊人。若是彻底做一个改变的话，那至少得有数百万人的生计受到影响。因此，若是事先没有一个妥善的安置办法、并且能够确保不打折扣地施行的话，绝对又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
因此，在民生没有一个大的改观之前，在大明王朝的经济没有恢复元气之前，在大明王朝的内帑没有充足之前，皇帝陛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改变现有军制的尝试。
不做改变现有军制的尝试，并不就是说不做相应的准备。
谋定而后动，“多算胜，少算不胜”……若不然，如今在大明实施了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措施之后，后金已经是这样一幅苟延残喘的模样，皇帝陛下如何就不起兵大加讨伐呢！
实在是因为就目前大明的这些所谓的精锐，守城尚且勉强，若是要指望他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一举将后金彻底消灭，皇帝陛下心里也实在没有什么底气。
还是得一步一步地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也无益于改变目前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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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校选址的原则，皇帝陛下与徐光启倒是不谋而合。
既不能地处繁华，又不能完全闭塞，既不要人口过于稠密，又不能人烟过于稀少……反正是既不能太过热闹，又不能太过冷清。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操持陕西赈灾，因此徐光启基本上走过了陕西的各个县域，所以对各地的环境等情形都比较熟悉。当皇帝陛下垂询，大明的第一所军校安放在那里合适的时候，徐光启马上就想起了韩城。
韩城县属同州治下，在同州的东北方向。韩城县基本就在陕西与山西的交界处，往东隔着黄河与山西相望。北靠宜川，南接合阳，东隔黄河与山西乡宁、河津、万荣相望，西与黄龙毗连。
韩城的西面有坐山，叫梁山。梁山还有令一个名字，就是吕梁山。韩城还濒临黄河。东北方向有坐龙门山，夹河对峙。
吕梁山南北延长约八百里，中段称关帝山，为一拱形隆起，山体宽大，气势十足。
受放射状水系分割，吕梁山的相对高度超过千米，主峰海拔近三千米。吕梁山北段分为东西平行的两列，东为云中山，西为芦芽山与管涔山，中夹静乐盆地。不少山峰也是接近三千米，为桑乾河与汾河水系的分水岭。
吕梁山的南段山势降低，大概在一千至一千五百米之间。山势在西南端转为东北东向，这段山脉相对独立一些，因此也就单独有一个名字，龙门山。
黄河切穿龙门山，形成峡谷和著名的壶口瀑布，气势滂沱，观之令人心潮澎湃。
韩城向南可以到郃阳，再前行可至省城西安。向北可至禹门口。这两个方向，都有大路可通。至宜川虽然中间有大山阻隔，可也有两条山路可通。
自长安至榆林镇的粮道，即通过韩城。境内县城至四乡各镇、大些的村庄，均有可行大车的官道，交通比较便利。但是，山区的道路崎岖，交通困难。当然了，在这个时代，不只是韩城，其他地方的山区，能够有条道路可行，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就那个时代的施工技术水平，根本无法指望修建隧道或者盘山公路什么的。
有明一代，韩城曾有递铺驿道和饷道。成化初年，就已经有重兵驻守榆林了，为保证军需供应，陕西东路之运，则取道同州、郃阳、韩城、宜川、延长、延川、清涧、绥州、米脂，直抵榆林。这条道路，便是陕西东路饷道。
韩城的邮驿，急递铺在治门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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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陛下看过徐光启呈递上来的有关韩城的资料，也觉得很是满意。
有山有水，便于训练；大道可直通绥州、榆林，便于在边关示警时疾驰支援。而且韩城的经济一般，建校以及此后的维持费用也可以压到最低。
最为关键的是，因为临近陕西边界，韩城还相对封闭一些，不像是凤翔、延安等地南来北往的行旅货商不断。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最好，起码能够保证不太会受到外界的注意，也不太会受到干扰。
因为皇帝陛下一行是轻车简从，因此尽管是从遥远的张家口而来，可还是早于约定的日子、先徐光启一步到达了韩城。
到了之后，没有见到徐光启，皇帝陛下认为肯定是有什么事情给耽搁住了，因此他就并没有多么着急，更没有惊动地方官府，只是带领着自己一行，到徐光启提到的几处初选的地址，走马观花地实地考察一番，也权当是走马观花，观光游览了。
韩城这个地方别看相对闭塞，可也不妨碍它人杰地灵，诞生了许多有名的人物。
最有名的一个，当之无愧地属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了。
司马迁是韩城人，西汉时，韩城是叫做夏阳。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后来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入仕后初任郎中，奉使西南。武帝元封三年（前一零八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自成书以来，就成为无法逾越的标杆，千多年来就一直屹立在华夏人的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