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四年五月初四，朝廷有诏令，今年开科举，凡往年实应进士三举诸科五举的都免取解，直接参加省试。林文思虽然只有三十五岁，但已实实在在参加过五次省试了，取得了免解的资格。
徐平自觉这两年读书有成，决心这届应举，一面积极准备考试，一面四处活动找保人，托关系，以取得参加发解试的资格。
科举里有一个举字，指的正是其古意，自汉以来的察举制。与明清之时不同，宋朝科举还是察举与考试并重，地方有审查考生资格的义务，虽然有文采，如果德行不修，也是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不然的话，纵使一路顺利高中，如果被发现有失德的事，比如曾有刑事犯罪记录，不孝敬父母之类，仍然会被剥夺出身，地方官也受牵连，所以这个审查并不是走过场，需认真对待。
好在徐平这些年田庄经营有成，又帮助好几个地方整理田地，已经得到了一个好名声，轻松渡过这一关。本来作为商户参加科举也是有限制的，此时并没有完全放开，但徐正已经有了官身，徐家成了官户，这个限制也没有了。
到了六月初，庄里的农活忙完，徐平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紧张的备考中。
这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徐平坐在村外大柳树下的树荫里，手里拿着一本制赋的集子，苦心研读。
在不远处，林素娘坐在水边的大石头上，赤着双脚伸进水里，看着水里的一群水鱼围着她精致的脚丫游动，安静地享受着初夏的阳光。
徐平早就跟她说过不要缠脚，还遭了林素娘的白眼。好在过了一段时间，林素娘自己也觉得把脚裹着太不舒服，便又放开了。而且此时的小女孩最流行穿丫头袜，就是那种五个脚趾头分开的袜子，裹了脚便穿不了，也让林素娘苦恼。和苏儿也就是玩闹了一两个月，她们便把缠脚这回事扔到爪哇国去了。
在不远处，秀秀和苏儿两个面对面坐着，一人手里一把花花草草正在斗草玩。两人大了两岁，便依然玩起来就没够。
自从知道了今年开科，徐平的日子便大多是如此渡过。到了下年就要与林素娘成亲了，两人的关系亲密了许多，几乎什么话都能说出口，没了前两年的顾忌。林素娘反正没事，便陪着徐平读书。
看了两篇前人的赋，徐平揉了揉眼睛，把书垫在脑袋下面，躲在了草地上，看着天上不多的几片洁白的云彩出神。
准备科举最麻烦的是什么？如果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让徐平回答，他一定说是背那些经书。真正把书看过，准备了之后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经书是死的，最难的是思想的转变。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思想主流，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科举内容直接反映统治者的意治，与社会主流思想互相影响，联系紧密。
而徐平所在的这个时代，正是思想大变革的时期，如果把握不住时代的脉搏，想科举中第就是个笑话。太祖赵匡胤马上打天下，虽然崇文，却没有什么具体的思想指向。太宗崇佛老，科举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佛教道教思想还是影响很大。到了真宗皇帝才确立以儒家经义为科考依据，但疑经之风已经兴起，整个社会正在酝酿一场思想变革的大风暴。
这是大的思想背景，了解这个背景徐平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在前世，由于阶级斗争思想在历史研究中的影响，也由于现代历史研究起于国破家亡，处处受外人欺辱的关系，对宋史研究尤其粗略，直接影响到了徐平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教科书上，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衰落的开端，积贫积弱是统一的说法，评价是非常低的。到了徐平长大，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把宋朝评价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概括起来，无非是以生产关系为着眼点还是以生产力为着眼点摇摆，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海外宋史是中国史研究中的显学，尤其以日本为最，把宋朝说成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即唐宋变革理论。其发端无非是把东亚史向西方的历史三段论里套，又为了侵略中国作理论建设，其理论看似精致，其实荒诞。欧美则走向另一条路，把宋代成形的士大夫阶层看成社会精英阶层，用西方的精英理论解释宋之后的中国社会，看似有道理，其实根本之处完全不合。
徐平前世的教育，就是这样以西方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先立一个欧洲的模板在那里，把漫长的中国历史向里面塞，扭曲得不成样子。
抛开西方的影响，纯以中国人的观点看历史，自然是另一副模样。到了这个时代，如果徐平用自己前世的教育去跟人谈史，肯定会被当成神经病一般。
中国人不信神，不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历史有一个固定的模板在那里，只要套进了模板就是赢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没有错，错的是认为生产关系就只有历史上欧洲所发生的那套模板。
徐平的政治还是合格的，自然知道所谓代替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这套制度只有在基督教为主的国家才有成功的例子，世界其他地方移植全部失败，数百年来，无一例外。也就是说，每种文明只有找到与自己契合的制度才有成功的可能，无论在他前世还是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时代，移植资本主义制度只能是一场灾难，而不会有好的结果。要想为这个世界做贡献，只有把前世学到的一些基本原理与这个时代相结合才行。
徐平以一个这个时代的读书人来看，中国历史分期与套西方的模板迥然不同。夏商周是上古，到周为极盛，为了解决周后期出现的危机，出现了诸子百家的文化盛况。
此后的一两千年，都是在诸子百家的思想框架里实验改革。诸家百家里的治世显学无非是儒法道墨四家，其它都不系统。
首先登上历史舞台上的是法家，自战国至秦数百年，完成了天下一统。法家是为统治者量身打造的理论，以天下奉皇帝一人，极端点说，除天子之外，全天下的无论是人是物，都是天子的工具。天下的所有事情，全靠天子一言而决。这是比后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更加极端的理论，军国主义还是服务一个阶层，法家理论则完全是服务一个人。当然，法家与法制社会无任何关系，这套理论本就建立在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上。自秦末陈胜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法家就被彻底淘汰了，这种理论治理国家内部就是灾难。
汉代秦，取代法家走上前台的是道家，所谓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历数十年而到武帝，地方豪强横行，中央实力孱弱，外辱于匈奴，内受制于地方。武帝终结了道家的统治地位，儒家走上前台。此时的儒家与后世不同，讲天人感应，讲谶纬之学，是儒家中的神秘主义学派。此时的儒家还是明显有为统治者服务的特征，而缺少治天下的理想。最后在与转入民间的道家大战中，汉朝最后灭亡，诸子百家的理论实验告一段落。
此后的魏晋南北朝，主流思想在儒道和外传而来的佛教思想中振荡摇摆，汉民族本身都面临到了生存危机，思想也无大建树。
隋与秦一般二世而亡，至唐中叶止，迎来了一段太平时光。唐代是极特殊的一个朝代，初期对外武功赫赫，中后期崩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唐代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前期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自主发展基本停滞，看着好似繁荣热闹，却为汉民族埋下了危机。有唐一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持续地发生着汉人胡化汉地胡化的朝代。至唐结束，北方一些传统汉地，如东北的黄河到辽河之间自战国就是汉人的核心区，此时已是胡人为主，主要是渤海人和奚人。西北自关中以西以北，河西和九原自汉朝也是汉人为主，此时完全胡化。徐平前世还不理解北宋的疆域为什么那么小，来到这个时代才明白，这已经是汉人生活的最大区域。以朝代论，唐朝疆域广大，以民族论，唐朝的汉族生存地哉持续缩小，宋朝之后才又重新扩了出去。
正是这个背景，坚持华夷之辨的儒家重又登上了历史舞台。此时的儒家已不同于汉儒，起自韩愈，把孔孟之道尤其是孟子搬了出来，最终形成宋儒。这一派的学说按说是统治者最不喜欢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对皇权有诸多掣肘。但自宋太宗开始对外屡战屡败，皇权只能无耐妥协。
徐平所处的时代，正是儒家将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生机勃发，几十年后将形成一场思想风暴，仅次于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时期。此时的儒家还不是后来的腐儒，思想上正在积极进取的时候。
如果说诸子百家思想绽放是开在周朝身体上的花朵，那周朝的这具尸体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宋朝的尸体上最终没有开出花朵，留下的只是腐烂的尸体，这具腐尸又延续了近一千年。
周代商，把商人后裔封于宋国，以继商统。两千多年后，赵匡胤以归德节度使黄袍加身，归德为宋州军额，定国号为宋，宋又代周，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这一个轮回结束，中国的古典时代就此终结。自此之后，中国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在宋朝的尸体上挣扎，思想上再没有兴盛勃发的时候，直到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临。
徐平用两年多的时间才把握住这一点，能够以一个古典中国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才能明白这个时代的定位。即使参加科举，徐平也不会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但他终究会成为一个有着后世知识的古典中国人，而不是来到古典中国胡闹要把中国变成另一个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精神错乱者。
中国本来就应该有自己的路，这条路被游牧民族的铁骑终结，又被自海外而来的坚船利炮彻底砸得粉碎，在地狱中挣扎着寻找新生。这条终究应该是中国人自己的路，而不是邯郸学步，即使在徐平前世也未必已经找到，他来到这个时代，只能试着继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