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备骑军的同时，我还对大宋邻国进行了战略分析，一边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先说辽国。虽然契丹人在蒙古高原民族中算是农耕天赋相对出色的，但契丹军队仍属于典型的游牧军队。如果我们一味相信《辽史》中浮夸的记载而不作任何辨析，自然会以为契丹人有五六十万骑兵，还有至少数万的精锐具装部队。但实际上，辽国的军队以契丹兵为主，“诸京统军司及寨幕契丹兵不过十五万”，由于部落制的残余，军人的武器装备是要自备的——“弓四，箭四百，长短枪、櫼欁、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石、马盂、抯一斗、抯袋、搭挷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甚至还要自备部分粮草。部落游牧民的财力自然远比不上隋唐府兵，则其装备究竟能达到什么水平就很可疑了。契丹军制“选兵为三等，骑射最精者给十分衣甲，处于后阵；其次给五分衣甲，处于中间；其下者不给衣甲，处于前行”，连盔甲齐全者都不多，而更加昂贵的马铠自然不必说。
耶律阿保机时代号称有三万大军，但实际上仅有1000-2000人，辽圣宗时代的宫卫军“五千六百余常卫戎主”，这是辽国主要的精锐部队。就冲击骑兵的武器而言，契丹人较喜欢可以用于破甲的骨朵，来对抗宋王朝的重步兵和铁骑，也有使用刀剑或短枪的，使长枪者极少，因长枪容易折断，大量生产的财政消费大。但这样的部队面对武器动辄比己方长一米以上的宋军重骑兵之“墙进而前”，枪山如海，难免显得力有未逮。这就正如同帕提亚帝国的重骑兵用集群冲锋将斯基泰人的猴版重骑兵打得惨败一样。
契丹人对付宋军，靠的还是庞大的马匹蓄藏量，纵深作战的军事思路，以及灵活的作战方式。“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扞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步骑车帐不循阡陌。三道将领各一人，率拦子马各万骑，支散游弈百十里外，更迭觇逻。及暮，以吹角为号，众即顿舍，环绕御帐。自近及远，折木稍屈，为弓子铺，不设枪营堑栅之备。每军行，鼓三伐，不问昼夜，大众齐发。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敌师，乘新羁马，蹄有馀力。成列不战，退则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上风曳柴。馈饷自赍，散而复聚。善战，能寒。此兵之所以强也。”
辽国骑兵常常回避正面交锋，即便是冲击也充满试探性——“最先一队走马大噪，冲突敌阵。得利，则诸队齐进；若未利，引退，第二队继之”，他们虽然能忍受寒冷饥渴，凭着韧性长期作战，却因为己方本族人口有限，不愿意承担伤亡。这样的军队如果遇上汉唐那样既有强力的精锐重骑兵，又能凭借庞大的轻骑兵部队与之抗衡周旋的军事强国，自然不是对手。但对上宋军，却能凭借庞大的骑兵数量优势，以数量压制质量，就如同内亚国家时常被蒙古高原的势力以马匹基数碾压一样。
再说西夏。处于贫瘠河西的西夏，早期只有一百万出头的人口，战兵辅兵之和却多达接近20万。而西夏又是有一定农耕属性的国家，并非纯游牧。那么其军队的简陋自然不必说。不过西北地区由于汉武帝时代开始就引进中亚优质马种蓄养，马种得到改良，要略优于东亚其他地区。西夏的战马既能驱驰平原，也能翻山越岭，耐力很强，还往往能忍受饥渴穿行沙漠之中。而西夏是由党项羌建立的，羌人从汉代起就具备擅长山地作战的特点。西夏名将嵬名察哥曾说——“国家(西夏)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遇神臂弓,步奚自溃”。显然，由于河西、银夏地区的贫瘠，马匹蓄藏量少于蒙古高原，西夏是有大量步兵的。由于西夏冶铁技术较发达，确实有一些优质步兵，但财力的限制则使得披挂精良盔甲的步兵比例不是很高。宁夏曾出土过唐制的西夏环首刀，显示出作为唐朝册封定难军节度使的后裔，他们的步兵一定程度上继承唐朝的风格。西夏重骑兵“铁鹞子”较多使用骑枪，冲锋能力强于辽国冲击骑兵，但由于财力局限，真正的铁鹞子数量是稀少的。
而宏观而言，西夏军队主体只有少数人能装备金属盔甲，大部分人只能使用动物毛皮制作的皮甲。由羌人李宏发明的神臂弓，也因西夏缺乏大规模生产列装的财力，反而被献给了大宋，成为宋军对抗西夏的利器。相应地，西夏骑兵绝大部分装备不佳，在正面对抗中很容易陷入不利，因此注重机动性，他们擅长侦察与骑射，比起一般游牧骑兵更长于伏击，策马奔腾穿行山险如履平地。
不过，少量的精锐铁鹞子如果能使用得当，仍然能在冲击时发挥出巨大威力，如1082年的永乐城之战，西夏铁鹞子渡河成功后，正面冲击宋军阵列使得宋军动摇。1119年的统安城之战，夏军以步兵和轻骑兵阻挡宋军主力，铁鹞子抄后登山夹击，使得宋军大溃，击杀2万西军，并杀死了西军名将刘法。在与宋军对抗的过程中，当宋王朝的战争机器大力运转起来之后，西夏军队便陷入被动，只能凭借山地与大漠的阻隔来分层次抗击宋军，寄希望于宋朝低效的后勤体系运转过久就自行崩溃，而事实也大多如此，才使得西夏与北宋得以周旋百年。
西夏军队最为可称的应该是他们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意志。在宋夏战争，辽夏战争，蒙夏战争中，西夏哪怕遭遇再多失败，也极少发生大规模的叛逃事件。他们的军队在战败后会以最快的速度集结，并擅长利用各种地理屏障牵制、对抗敌人，因此往往能在与北宋和辽国这两个庞然大物的作战中反败为胜，后来衰落后也五次抗击了蒙古的入侵，才被上升期的蒙古以绝对的国力优势消灭。
再说金国。最强的重骑兵，下马步战时亦是所向披靡。如初唐在诺真水之战中下马死斗的唐军甲骑，索拉孔之战中结阵抵抗萨珊波斯人的拜占庭铁甲骑兵，百年战争中临万马不退的英格兰步战骑士。而女真金国之所以能在短短十余年内北破大辽，南破汴京，横扫宋辽两大帝国，正是因为他们拥有步骑皆精的高素质具装铁骑。在女真金国刚刚崛起的时候，由于马匹的缺乏，女真人确实以步兵为主，如着名的出河店之战就是凭借强悍的步战能力以少胜多。但作为渔猎民族的女真本身有养马传统，且生活在东北平原地区，农耕技术强于游牧民族，对马匹往往采取圈养方式，以黑豆等粮食喂马，马匹平均质量较高。
在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就认为女真马是战马中的极品。显然出产于东北苦寒之地的女真骏马，虽然产量不高，但质量出众，适合作为具装骑兵的战马。入主中原之后，女真人极为重视马政，并大量吸收契丹人参与马政体系。同时，金国也从蒙古高原和西夏收购战马补充储备，其巅峰时代，蓄养战马多达47万匹，竟与唐开元盛世时代持平。金国具装骑兵几乎是南北朝到唐具装甲骑的复活，不管是装备还是格斗能力都远胜之前宋辽夏三国的重骑兵。他们重视冲锋，弓骑兵则常以破甲能力很强的重箭“震荡射击”为冲击骑兵掩护，而较少用于袭扰，“弓矢亦不妄发”。
女真铁骑的纪律性也是超越当时的，“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善乎往来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走则逐队徐徐而退”。南宋名将吴璘就曾对对手做出如下评价——“璘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进，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显然，女真骑兵得到的评价远高于西夏骑兵。
此外，金军也有骑兵下马作战的传统。《金史·完颜挞懒传》：遣挞懒与阿里刮将兵二千往拒之……闻宋兵十万且至，会宗望益兵四千，合击，大败之。其卒二千，阵而立，驰之不动，即麾军去马击之，尽殪，擒其将石瑱而还。这里金军6000人对抗号称十万的宋军，但其中有战斗力的不过2000重步兵，其余皆一击即溃。6000金军冲击宋军不动，于是骑兵下马步战，发挥出兵力优势，将2000宋军重步兵全歼。金国的具装骑兵擅长骑枪冲锋，骑矛一般不超过一丈二尺，在注重冲击时也不偏废格斗。但也有极少数勇士的骑矛能长达二丈。他们的副武器包括直刃马刀、硬棍、链枷等，可以用于敌人逼近时搏斗，也适合攻击贴近的敌军步兵。
铁浮屠最早在宋方记载中出现，是以攻城兵的形态，又叫做“铁塔兵”，因此，有时会被误认为是重步兵。但实际上金国缺乏专业化的步兵，其精锐步兵都是由骑兵兼制的。《顺昌战胜破贼录》提到完颜宗弼麾下有3000精锐牙兵，号“扦叉千户”，从读音上看正是阿骨打创建的禁卫部队“合扎猛安”。显然，“铁浮屠”正是金国最核心的武装力量“合扎猛安”。
在顺昌之战中，铁浮屠战士，“被两重铁兜鍪,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这是步战的状态，放在军阵中央发挥其强大威力。“兜鍪极坚，止露两目，所以枪箭不能入”，头盔和铠甲之间以毡枕结合，没有一丝缝隙可趁。铁浮屠在步战中“三人相连”的作战方式，往往被讹传为“连环马”，实际上将马连起来作战并不现实，但如果是步战则有助于维持队列，“堵墙而进”，如同铁壁一般。在郾城、颍昌等战役中，铁浮屠则作为中央骑兵正面冲击，威力惊人。虽然被岳家军的背嵬骑兵击败，但宋军也损失惨重，如杨再兴等岳家军大将就战死于颍昌之战。由于装甲太重，铁浮屠往往不会一开始就投入战斗，而是在关键时刻才投入战场，“战酣然后用之。自用兵以来，所向无敌”，在顺昌之战与郾城之战前，赫赫有名的“合扎猛安”也确实没有遭到过败绩。
拐子马与铁浮屠合称“硬军”。范仲熊《北记》记载——以仲熊所亲见，粘罕寨有兵五万人，娄宿孛堇寨有兵万人，皆枪为前行，号曰硬军，人马皆全副甲。这里说的是这六万军队中的前行军，不是六万金军的全部，约在2.4万左右，他们都拥有人马披甲。当然这只是金军西路军，因此金国举国的营军要多于此数。拐子马的装备是“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他们防护逊于铁浮屠，较少下马作战，但同样拥有可观的步战能力。比起铁浮屠，拐子马使用弓箭的频率要高得多。在有铁浮屠参战时候，拐子马往往放在两翼，起到辅助作用，“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但面对实力不够强的对手时，拐子马也能独立作战。如在宜水之战中，金国名将完颜娄室就通过后撤而后伏击的方式，以1000骑击溃了号称多达3万的西夏军，并在援兵协助下将对手予以重创，从此战中完颜娄室麾下骑兵的机动性来看，他们应是中等装甲的骑兵。
无论是铁浮屠还是拐子马，对于宋军来说都是难以应付的劲敌，令宋人为之胆寒。惟一能够在野战中大败金军铁骑的南宋名将岳飞，凭借的也是先用精锐的背嵬军骑兵与之对冲，化解金军骑兵的机动性，然后步兵“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的战法才能奏效，深切证明了面对金国重骑兵这样的优质铁骑，只能同样以重骑兵应付。
女真金国早期如同帕提亚帝国一样属于典型的骑兵军事帝国，缺乏专业化的步兵，“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真虏人，取胜全不责於步，惟运薪水，掘潦堑，张虚势，搬粮草而已”。这是因为军事资源都消耗在强大的骑兵部队上了，所以步兵的训练编组就粗疏，这也是金国无法吞灭南宋的重要原因。偏重骑兵，能使用的兵员数量毕竟有限。
金国中期以来，马政废弛，战马蓄藏量下降到20万匹。野狐岭之战后，被铁木真攻取燕山以外昌、桓、抚三州的马场，又因耶律留哥之乱失去了与东北的联系，马匹越发缺乏，其军队也变得步兵化。蒙金战争初期，金国依靠主要由契丹人组成的乣军与蒙古人作战，乣军以轻骑兵和蒙古人周旋，但缺乏具装铁骑，对阵依赖的还是与南宋重甲战士风格类似的重步兵。在皂河之战中，乣军趁蒙古军试图渡河，“聚兵击之，鞑兵大败”，令铁木真亲率的蒙古骑兵遭受惨败，证明精锐的重步兵利用好地形之后，突袭初期蒙古军这样缺乏优质具装骑兵的轻装骑兵军队仍是有效的。不过由于金国对于乣军的不信任，乣军最终投靠蒙古，并在1215年协助蒙古人夺下了中都（燕京）。此后金国越发依靠“花帽军”等汉人在内的各族组建的步兵，但女真人此时已经严重腐化，不堪使用。
不过金国末年最后的余晖忠孝军，却又恢复了金国早期精锐全能性的传统，可惜忠孝军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金史中有忠孝军多达7000人甚至1.8万人的记载，这是包括了充数的“合里合军”，“以归正人过多，乃系于忠孝籍中别为一军，减忠孝所给之半，不能射者令阅习一再月，然后试补忠孝军，是所谓合里合军也”。根据忠孝军出动往往以数百、一千为规模来看，正牌的忠孝军当在2000左右，不会超过3000人。忠孝军“月给三倍它军，授以官马”，在三峰山大战失败后，金国仍然“人月给粟一石有五斗”，待遇极为优厚，且人人有战马和从马——“人有从马，以骑射选之乃得补”。忠孝军是精心选拔的特种部队，能够适应几乎任何一种作战方式——具装冲锋、长短兵步战、骑射、步射、火器作战，甚至水战。从这个角度上说，忠孝军的全能性超过了早期金国的铁骑。对于蒙古人，忠孝军多次以寡击众，连蒙古名将速不台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面对以重箭射击与铁骑冲锋结合的忠孝军骑士，装甲和格斗能力都偏弱的蒙古骑兵完全无法抵挡。汴京保卫战中，忠孝军使用飞火枪等新式武器，合力分守四城，与蒙军奋战16昼夜，终于迫使蒙军议和撤军。归德之战中，忠孝军450人以飞火枪突击上万蒙古军，击杀蒙军主帅撒吉思卜华，歼灭数千人，更是证明了忠孝军惊人的特种作战能力。虽然人数过少的忠孝军，又受到金国中枢的错误指挥的屡次损失惨重，终究不能挽救金国的危亡，但他们的存在，至少昭示出金国重装铁骑直到最后一刻，依然是名震天下的强兵。
再说说蒙古——与骑射相配合的重骑兵。在以往，蒙古骑兵被认为是古代骑兵机动力的巅峰，以精妙的骑射战术赢取战争的胜利。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蒙古重骑兵天下无敌的谬论甚嚣尘上，其实，蒙古人刚刚崛起时，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战马储备，一望无际的蒙古高原养活了漫山遍野的马群，但铁资源却很缺乏。蒙古高原虽然也有铁矿，但埋藏很深，古代的生产力条件很难开采。当蒙古人不断扩展他们的势力范围，将阿尔泰山等铁矿产地纳入疆域当中，铁资源的欠缺才得到弥补。早期的蒙古人身披皮质的轻甲，使用非常强力的复合弓，箭头一般有两种，轻箭头小而尖，适合远距射击，重箭头则适合近距离破甲。他们一般每个骑兵拥有四五匹备用马，可以轮换使用。随着不断的征战，蒙古军队中冲击骑兵的比例有所上升。着名欧洲军事史研究者阿彻·琼斯认为，第二次蒙古西征时蒙古军队中的重骑兵比例达到40%，但这里的重骑兵是指近战骑兵，其中大部分都是虽然具有冲击或格斗功能，然而盔甲薄弱的轻装骑兵。
蒙古帝国建立之后，盔甲受到与之交战的金、宋和中西亚穆斯林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与较为沉重的宋金马铠不同，蒙古人一般使用皮质组合马铠，而即便是皮质马铠在蒙古冲击骑兵当中普及度也非常有限。《出使蒙古纪》作者普兰诺·加宾尼声称“领兵者挎着精美的弯刀，他们所骑的马均有护身甲，少数士兵的马也有护身甲”。
其中有两个原因：一在于蒙古人对于机动性的追求，二在于蒙古人征战时往往需要自己负担装备，而大部分蒙古牧民负担不了太精良的装备。一般认为，蒙古骑兵大多使用铁质札甲或鳞甲，但事实上，皮革甲一直是蒙古甲胄的最主要的类型。在与阿拉伯世界的接触中，蒙古人也变得偏好轻便而相对坚固的布锦甲，由其衍生出的布面甲对后世明清影响巨大。就单兵而言，蒙古重骑兵从装备和战术上说，并不能超越金、宋、西夏及花剌子模、库曼的重骑兵，其骑兵装甲也一般更轻。但蒙古人可怕的马匹储备量，提供了惊人的机动性和骑兵数量，才是蒙古人得以急速扩张的关键。
一味强调蒙古人行军的急速是不科学的。以蒙古第二次西征为例，1235年西征开始，经过对四分五裂的库曼部族和罗斯公国的5年征战，1240年才攻克基辅。这是由于在长途行军的过程中，蒙古人不光需要携带大量马匹，还要驱赶着成群的牛羊行进，在路上往往不得不停下让牛羊休养繁衍。这种行军速度当然说不上快，甚至可以说慢如蜗牛，但是其续航能力却很强大，只要有草场就可以从容行动。几千年来，游牧民族都采用着这种迁徙方式。但是在短期内，蒙古骑兵也可以保持极快的行军速度。1241年，速不台指挥的蒙古军队只花了3天时间就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多瑙河流域的格兰附近，行程180英里，沿途不但多崇山峻岭，大部分还有很深的积雪。无疑，这种急速行军难以补给，无法持续太久，但可以对敌人起到出其不意突然打击的效果。在面对蒙古人的神兵天降时，匈牙利人就不知所措，来不及做出充分的战争准备。
蒙古近战骑兵最常见的武器是马刀，他们使用劈砍流畅的弯刀较多，这是受到伊斯兰世界影响的结果。蒙古人的长枪比一般重骑兵所用的骑矛要短一些，铁颈上有一个或两个钩，即中国传统的单钩或双钩枪，适合将敌人从马上拖下后剥取武器盔甲。精锐蒙古武士也擅长使用骨朵一类的打击武器，它们对被征服者造成了严酷的心理震慑。
不过，按照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的说法：“马上惟利轻捷锋芒，他如斧、钺、锤、挝、大刀、钩镰之类，胆大艺精，能独马出入阵中者，间或有之，不可以教队兵，不可堂堂当大敌。”根据这种说法，使用长柄战锤作战的蒙古战士应当不会太多，他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锐，一般拥有良好的护甲，擅长近身格斗。
仍然是出自13世纪中期的一手史料《出使蒙古纪》——“如果能够避免的话，鞑靼人不喜欢进行肉搏战，而是用射箭来杀伤和杀死敌人的人和马，他们只是在敌人的人马为箭所伤，削弱了战斗力时，才向前迫近。”显然，机动性极高的骑射确实是蒙古人制敌的关键，而近战骑兵用于最后围杀敌人，其中训练精良的具装骑兵发挥重要的决定打击作用。
而在持矛冲击上，蒙古人就不是那么强悍了。宋军和金军重骑兵的强进冲锋都给蒙古人带来很大的威胁，而在西征时，装备不佳的波兰骑兵也能凭借“站立式夹枪冲锋”战术令蒙古人承受不小的压力。对此，蒙古人常常发挥强大的机动能力，以“假撤退”等战术牵扯对手阵型，不断试探寻找突破口来破局。
显然，要改变数百年来的民族作战体系，建立成规模的骑兵长矛冲击训练机制，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黑鞑事略》记载：蒙古骑兵“每以骑队轻突敌阵”，这些用于试探攻击的轻装骑士显然不是长矛重骑兵。当然蒙人也有极少量精锐的长矛骑兵，如野狐岭之战时木华黎“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但类似记载非常少。因此，蒙古人常常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冲击骑兵。在南宋端平入洛时，蒙军先锋，汉人刘亨安率领汉军为主体的冲击骑兵，以数百人冲锋，加上后方的数千蒙古军跟进，就打垮了杨谊部1.5万宋军；而塔察儿率领全部蒙古军2-3万人与徐敏子部1.3万人作战，竟一度只和缺粮的宋军打得不分胜负。在艾因贾鲁之战时，蒙古军也依赖强悍的高加索山地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骑士作为前锋与马穆鲁克鏖战，一度压制了马穆鲁克人，但在高加索骑士被马穆鲁克疯狂的反扑打垮之后，蒙古军队也在马穆鲁克战团的浪潮中轰然崩溃，几乎全军覆没。
总之，蒙古骑兵的惊人机动力是他们决胜的关键，骑射是他们作战的根本，但重骑兵同样不可或缺，他们往往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然而我们并不必神化蒙古骑兵的战斗力。蒙古帝国的成功，或许更多要归功于蒙古人的各式各样仆从军，像来自北中国的长矛骑兵，来自高加索的重甲骑士，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配重投石机部队，来自南中国的水军等等。蒙古人在政治整合上的成功比起军事更加重要，但这需要一系列具备天才政治手腕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