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位的五十余年，是西汉经济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且辉煌的时期。在这一阶段，西汉王朝凭借前期积累的雄厚基础，通过一系列创新且富有远见的经济政策与举措，实现了经济领域的全方位繁荣，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还对后世中国经济格局的形成与演变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农业作为封建王朝的根基，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显着的巩固与发展。西汉初期，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使农业生产逐渐从战乱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汉武帝继承了这一良好的农业基础，并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推动。兴修水利工程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例如，在关中地区修建了漕渠，它西起长安，东通黄河，全长约三百余里。漕渠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使得大片农田得以受益，粮食产量显着提高。同时，还对郑国渠等原有水利设施进行修缮与扩建，进一步提升了其灌溉效能。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效解决了农田的灌溉难题，保障了农作物在生长关键时期的用水需求，为农业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汉武帝时期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铁制农具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与推广，铁犁的形制不断改进，更加适应不同土壤质地和耕作要求。例如，出现了新型的犁壁，它能够在翻土时将土块破碎并翻转过来，有效提高了耕作效率和土地肥力。牛耕技术也日益普及，一头牛可以拉动更为沉重和先进的农具，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使单位面积的耕种速度和质量都得到了显着提升。此外，施肥、选种等农业技术也得到了农民的重视与应用，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人畜粪便等有机肥源，施用于农田，以增加土壤肥力；在选种时，更加注重挑选颗粒饱满、产量高、抗病虫害能力强的优良品种进行播种，从而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汉武帝时期的粮食产量大幅增长，不仅满足了国内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还出现了大量的剩余粮食可供储存和流通。各地的粮仓充实，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一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粮食储备的丰富程度。粮食的富足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也使得西汉王朝在面对自然灾害和战争等突发情况时有了更强的应对能力。
手工业在汉武帝时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呈现出种类繁多、工艺精湛、规模宏大的显着特点。冶铁业堪称当时手工业的龙头产业，其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西汉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众多的冶铁官署，对冶铁业进行统一管理与集中生产。例如，在河南巩县铁生沟等地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规模庞大，设施完备，拥有先进的冶铁炉、鼓风设备以及各种锻造工具。这些冶铁遗址的发现，充分展示了当时冶铁业的高度发达。在冶铁技术上，西汉时期已经掌握了高温炼铁、炒钢、百炼钢等先进工艺。高温炼铁技术能够使铁矿石在更高的温度下充分熔化，提高铁的纯度和产量；炒钢技术则是将生铁加热至液态，通过搅拌使其脱碳成钢，大大提高了钢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百炼钢工艺更是将钢铁反复锻打，使其杂质更少、组织更加细密均匀，从而打造出坚韧锋利的兵器和精良耐用的工具。
纺织业同样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丝织业尤为发达，其生产的丝绸品种丰富多样，有绫、罗、绸、缎、锦等各类高档丝绸织物。这些丝绸质地柔软细腻、光泽鲜艳夺目、图案精美绝伦，充分展示了当时高超的纺织工艺水平。例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丝绸制品，其中的“乘云绣”“信期绣”“金银火焰纹印花纱”等，无论是在针法、色彩运用还是图案设计上，都堪称艺术珍品。纺织技术的进步还体为纺织机械的创新与改进，如提花机的广泛应用，能够织出复杂多变的花纹图案，极大地提高了丝绸的艺术价值和市场竞争力。除丝织业外，麻织业和毛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为满足不同阶层百姓的穿着需求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此外，制陶业、漆器制造业等手工业部门在汉武帝时期也都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制陶业生产的陶器种类繁多，有日用陶器、建筑陶器、冥器等。其中，建筑陶器如瓦当、空心砖等，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在装饰艺术上独具特色，其上面刻绘的各种图案和文字，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艺术风貌和社会生活场景。漆器制造业则以其精美的工艺和华丽的装饰着称，漆器制作工序复杂，需要经过制胎、髹漆、彩绘等多道工序。其产品色泽光亮、质地轻巧、图案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深受贵族阶层的喜爱，成为当时高档的生活用品和礼品。
商业在汉武帝时期的繁荣景象更是令人瞩目，呈现出市场活跃、贸易昌盛、城市繁华的特点。西汉政府在商业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措施，如“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取消了各地之间的关卡限制，使得商品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商业活力，促进了各地的贸易往来。国内贸易迅速发展，各地的集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集市上，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汇聚一堂，交易的商品琳琅满目，涵盖了农产品、手工业品、牲畜等各个品类。例如，在长安的东市和西市，每天都有大量的商人和顾客穿梭其中，进行着繁忙的商业交易。东市主要经营国内各地的商品，有来自中原地区的粮食、丝绸、铁器，来自南方的茶叶、漆器，来自北方的牲畜、皮毛等；西市则更多地汇聚了来自西域、中亚等地的奇珍异宝，如香料、珠宝、良马等，成为了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窗口。
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一批商业城市在汉武帝时期迅速崛起并繁荣壮大。长安作为西汉的都城，无疑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长安城内宫殿巍峨、人口众多、商业繁荣。东市和西市是长安商业的核心区域，店铺林立，商业活动昼夜不息。除长安外，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城市也都是当时着名的商业大都市。洛阳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便利，是东西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其商业辐射范围广泛，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商品和商人。临淄是齐国故地，自古以来就是商业发达地区，拥有发达的手工业和繁荣的商业贸易，尤以盐铁业和纺织业最为着名。邯郸位于太行山东麓，是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以冶铁业和商业贸易而闻名遐迩。宛城地处南阳盆地，是南方与北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成都则是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凭借其丰富的物产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周边地区以及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其丝绸、蜀锦等产品远销各地，享有盛誉。
在商业繁荣的背后，货币经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汉武帝时期对货币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以适应商业发展的需求。汉武帝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最终确立了五铢钱作为全国统一流通货币的地位。五铢钱形制规范、重量适中、质量可靠，具有良好的流通性和信誉度。政府加强了对货币铸造和发行的管理，严禁私人铸币，从而有效维护了货币金融秩序的稳定。货币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进一步推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同时，汉武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金融机构的雏形，如“子钱家”，他们专门从事货币借贷业务，为商业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资本的流通与增值。
汉武帝时期的经济繁荣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汉初以来长期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为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文景之治等时期的积累，西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人口增长、农业丰收、手工业进步、商业活跃，为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其次，汉武帝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也是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汉武帝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与管理，能够有效地调配资源、组织生产、推动经济政策的实施，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前提。再者，汉武帝本人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开拓进取精神，他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与创新，大胆任用桑弘羊等具有经济才能的官员，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措施，如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些政策在促进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发展。此外，当时的科技进步与文化交流也对经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冶铁、纺织、农业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则加强了西汉与西域、中亚乃至欧洲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拓宽了商业贸易的范围和渠道，为西汉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汉武帝时期的经济繁荣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个辉煌篇章，它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使西汉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和富庶的国家之一，而且对后世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所形成的经济格局、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思想，为后世历代王朝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历史启示，成为中华民族经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