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平安史
同年十月，李豫委任长子李适为主帅，仆固怀恩为副帅，统率河东、朔方及各道行营军队，联合回纥骑兵，组成十余万大军，向自称燕帝的史朝义部发起猛烈攻势。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亦率军参战。唐军于壬申日抵达洛阳北郊，并于甲戌日在横水与安史叛军展开决战，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俘杀叛军六万余人，迫使史朝义向北溃逃。
随后，唐军迅速收复了东京、河阳及汴、郑、滑、魏等州。同时，燕相州守将薛嵩与恒州节度使张忠志（即李宝臣）也相继归顺，献上了赵、定、深、恒、易五州。至宝应二年（763年）初，走投无路的史朝义在北逃途中被意图归唐的燕范阳尹李怀仙追上，被迫自杀。李怀仙割取其首级来降，标志着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七月，群臣为表彰李豫的功绩，上尊号为“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
任用安史旧将埋下隐患
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决定允许原安史旧将镇守河朔地区。这一决策在短期内确实稳定了动荡的局面，缓和了紧张局势，并有助于恢复地区的秩序。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一举措也被认为是为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这些前叛军将领被赋予了极大的地方权力，逐渐形成了各自为政、势力坐大的局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虽然此举最初旨在巩固政权和平息动乱，但最终却促成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挑战了中央权威，从而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历史阶段。尽管唐代宗李豫的决策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过度依赖军事将领的地方治理可能会导致中央权力的分散，进而影响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即位之初内忧外患
宝应元年（762年），唐廷为了追讨江淮地区八年间累积的租税，派遣了一批强硬的官吏担任地方县令，强行向民间征收粮食和布帛。此举引发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与广泛反抗。特别是在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当地人袁晁在翁山（今舟山群岛）集结力量，领导起义军攻占了台州，并自立年号“宝胜”（或称“升国”）。随后，袁晁的军队连续攻克信州、温州、明州等地，迅速集结了近二十万的兵力。同年，在江南地区，方清也在歙州（今安徽歙县）带领饥民揭竿而起，响应袁晁的起义。
面对浙东地区此起彼伏的起义浪潮，李豫命令驻守临淮（今江苏盱眙）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分兵进行镇压。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至广德元年（763年）夏季，李光弼的部队逐渐平定了浙东地区的起义军。袁晁最终被捕并遭处决，标志着浙东动荡局面的平息。此次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政府政策的严厉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反映了民众在苛政下的抗争精神。
在唐朝内乱之际，吐蕃趁虚而入，逐步侵吞了北方的领土，并深入内地，占领了从陕西凤翔以西至邠州以北的十余个州。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大军大举入侵，边疆将领多次告急，然而这些警报却被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十月，叛变的泾州刺史高晖引导吐蕃军队穿越邻近州县，寇掠奉天、武功等地，直逼京师长安。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李豫紧急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并启用郭子仪担任副元帅抵御敌人。由于反应迟缓，李豫被迫匆忙撤离京城，前往陕州避难，导致大量官员和平民逃亡或藏匿。吐蕃占领长安后，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肆意劫掠府库与市井，烧毁民居，使长安陷入一片混乱。
幸亏郭子仪巧妙周旋，最终迫使吐蕃撤出长安。李豫于同年十二月返回长安，并重赏了郭子仪。因宦官程元振“专权自恣”，贻误军机，李豫罢免了他的官职并将其流放至江陵。朔方节度使、大宁郡王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战功赫赫，家族中共有四十六人为国捐躯。但之后却遭到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先的排挤，在无法向朝廷申诉冤屈的情况下。
广德元年，仆固怀恩派其子仆固玚攻打辛云京，企图澄清自己的名声。尽管李豫多次尝试招抚，但都未能成功。最后，李豫只得采纳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建议，派遣长期在朔方任职的郭子仪前去进行招抚。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在进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时遭遇顽强抵抗，受阻于榆次。最终，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仆固玚被自己的部下所杀。
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仆固怀恩再度发动叛乱，并大肆宣传唐帝李豫已死的消息，以此鼓动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和奴剌等部族组成三十万联军，意图直取长安。这一举动使京师震动，朝廷上下与百姓人心惶惶。面对紧急局势，李豫迅速召集郭子仪屯兵泾阳，准备抵御来犯之敌。然而，在联军进军的关键时刻，仆固怀恩突然病逝于军中，这为局势带来了转机。郭子仪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其在边疆的威望和外交手腕，成功说服了回纥军队与唐军联合，共同对抗吐蕃。
这一策略性的联盟在随后的灵武台西原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唐军和回纥联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斩首五万，俘虏上万人，解救了被掳走的四千名百姓，并缴获了大量的牲畜，这些战利品绵延三百里不绝。这场胜利不仅有效地稳定了局势，还彰显了郭子仪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外交技巧，对于维护唐朝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财政，振兴国力
唐代宗李豫即位之时，唐朝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经济凋敝、人口流散、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财赋收入大幅减少。同时，国家还需要抵御吐蕃频繁的军事威胁，导致军费开支不断攀升，财政状况愈加紧张。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李豫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图振兴国力。
首先，他重用了理财专家刘晏，委任其掌管全国财赋长达十余年。刘晏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在漕运和盐政方面，他兴利除弊，优化了运输系统并改善了税收机制。这些改革不仅确保了江南地区的财赋能够稳定而高效地运往关中地区，还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富饶”的理想状态，为平定叛乱及加强国防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并为后世唐德宗时期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此外，李豫还任命了韩滉负责部分财赋管理事务。韩滉以其清廉公正和勤奋努力着称，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逐渐充实了国库。
尽管他的严格管理有时会引起一些不满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韩滉的努力对于恢复和巩固唐朝的财政状况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上述举措，李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稳定了国家的财政基础，为唐朝后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改革体现了李豫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及他对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责任感。
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以应对外部威胁
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762-779年），唐朝正处于安史之乱后的恢复期，国家面临着经济残破、户口流散、农桑失业以及财赋收入锐减的严峻局面。同时，来自吐蕃的军事威胁持续不断，迫使李豫必须在稳定内部的同时，积极应对边疆的安全挑战。广德元年（763年），由于仆固怀恩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激化，而选择了放任吐蕃军队东进，导致吐蕃一度占领长安长达十五日。面对这一危机，郭子仪迅速组织起勤王部队，成功将吐蕃军队驱逐出长安，恢复了朝廷对首都的控制。这一战役之后，唐朝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策略，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
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发起攻势，在奉天（今陕西乾县）和灵台（今甘肃灵台）一带，唐军联合回纥力量，由郭子仪率领的大军大败吐蕃军队，斩首五万余人，并俘虏万人，极大地削弱了吐蕃的进攻能力。这场胜利不仅提升了唐朝军队的士气，也为后续的边境稳定奠定了基础。
大历八年（773年），浑瑊、马璘和郭子仪指挥的唐军在潘源之战中大破吐蕃军，俘获和斩杀数以万计的敌人；而在剑南道（今四川境内），崔宁领导的唐军先后于大历十一年（776年）和十二年（777年）两次击败吐蕃及其盟友联军，分别斩首万余级和八千余级，巩固了唐朝在西南地区的防御态势。通过这些内外的措施，唐代宗不仅成功地稳定了动荡的局面，而且为后来唐德宗时期的税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战役和改革不仅体现了唐代宗李豫在逆境中的坚韧不拔，同时也展示了这位君主在复杂局势下的领导智慧和决心。
民族、对外关系
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了平定叛乱，不得不从西北边疆抽调大量军队，导致西部防务出现严重空虚。吐蕃趁此良机，迅速占领了陇右、河西的广大地区，极大地削弱了唐朝在西部的战略纵深。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军队甚至攻入了长安，虽然仅占据十五日便被郭子仪率军驱逐，但这次入侵也暴露了唐朝防御体系的脆弱。
与此同时，在西南方向，吐蕃继续扩张其领土，吞并了姚州都督府及其所辖三十二夷州，并于同年十二月进一步占领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无力救援，使得剑南西山诸州也落入吐蕃之手。唐朝因此失去了对西川西部高地的控制权，重要的财赋来源地蜀地和军事重镇成都从此皆处于吐蕃的威胁之下，战略地位岌岌可危。在李豫统治时期，吐蕃每年秋季都会对唐朝边境发起骚扰攻击，迫使京城频繁戒严，这种现象被称为“防秋”。
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郭子仪、马璘等将领通过不懈努力逐步稳定了京西北地区的局势，初步遏制了吐蕃的大规模入侵。特别是在大历八年（773年），灵州、宜禄、盐仓、百城之战中，唐军成功击败吐蕃军队，展示了大唐强有力的反击能力。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边境防线，也为唐朝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针对西南战线的困境，李豫采取了果断措施。广德二年（764年），他撤免了作战不力的西川节度使高适，并将剑南东、西川合为一道，任命黄门侍郎严武为新的节度使。
严武上任后立即展开行动，指挥有方，“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并在同年十月夺取盐川城，显着改善了西南战局，带来了转机。此后，西川节度使崔旰在大历十年（775年）至十二年（777年）间多次击败吐蕃军队，进一步挫伤了吐蕃的锐气，巩固了唐朝在西南方向的防御。
这一系列军事胜利不仅增强了边境的安全，也提升了唐朝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通过这些战略调整和军事行动，唐代宗李豫有效地应对了来自吐蕃的持续威胁，逐步扭转了不利局面，为唐朝边境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大历末年，随着吐蕃内部矛盾激化和政局局面的动荡，其对外侵略活动有所减少，并开始尝试与唐朝议和。然而，吐蕃使者带来的和平提议往往伴随着新的军事挑衅，显示出双方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唐代宗李豫对于吐蕃请和使者时常采取扣留政策，并将战俘发配到江、岭地区作为刑徒奴隶，以此表达对吐蕃时常侵扰大唐边境行为的不满。
宝应元年（763年），李豫即位之初，回纥汗国的登里可汗便率众前来助战。李豫命令御史大夫尚衡前往宣慰，并在同年十月的击灭史朝义之战中，回纥骑兵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吐蕃入侵唐朝时，回纥拒绝与吐蕃结盟，使得唐朝北方边境得以相对安宁。然而，回纥军队的行为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诸军会集陕州平叛时，雍王李适携幕僚前往陕州北拜见回纥可汗，因李适不肯下拜于可汗，导致其幕僚药子昂、李进、韦少华和魏琚遭到鞭打，其中韦少华和魏琚伤重不治。回纥人进入洛阳后，纵兵掠夺，焚烧圣善寺和白马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们还肆意侮辱官吏，甚至在夜间带兵闯入鸿胪寺，破坏了城门安全。
大历三年（768年），为加强与回纥的关系，李豫派遣右散骑常侍萧昕持节前往祭吊去世的光亲可敦，并次年将仆固怀恩的幼女封为崇徽公主，嫁与回纥可汗为继室。兵部侍郎李涵持节册封可敦，并赠予大量彩绸。尽管当时国库空虚，仍征用公卿的骡马骆驼运送礼物。宰相们在中渭桥为李涵等人饯行。回纥留在京师的士兵继续在坊市掠夺人口，引骑兵冲击含光门，迫使皇城关闭。
面对这些行为，李豫仅令刘清潭前去劝止；而当回纥人抢走长安县令邵说的马时，有司也不敢严加责罚。自肃宗时期起，回纥自恃对唐朝有功，每进献一匹马便索要四十匹缣。每年携带数万匹劣马前来售卖，使者频繁往来，寄宿于鸿胪寺。李豫试图通过厚赐来感化回纥，但对方并未收敛。后来，回纥又带来一万匹马，最终李豫决定购买六千匹以维持关系。
大历十年（775年），一名回纥人在长安道上行凶，被京兆尹黎干擒获，但李豫却下诏赦免了凶犯。随后，这名回纥凶手又在东市继续为非作歹，市人将其绑送至万年狱，回纥首领来劫狱并砍伤狱吏，长安官民对此不堪忍受。到了大历十三年（778年），回纥袭击振武军，攻陷东陉，入侵太原，并在阳曲击败河东节度使鲍防部。直到代州都督张光晟在羊虎谷击败回纥，才迫使其撤退。
总之，回纥在唐代宗李豫统治时期表现的极为骄横，双方关系逐渐恶化。直到唐德宗时期，这种紧张局面才开始有所改变。李豫在处理回纥事务上的宽容态度，虽然暂时缓和了局势，但也暴露了朝廷对外族势力的无奈与妥协。
在唐代宗李豫在位时期，立国不久后的南诏便侵占了唐朝的部分疆土。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经营其西南地区，不再对唐朝构成直接威胁。这种战略调整使得唐朝西南边境的压力有所减轻，为李豫集中精力处理其他内外事务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唐王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往来。根据《唐会要》记载，在李豫担任元帅平定安史之乱时，曾利用过大食的兵力援助。在李豫位期间，大食也有遣使来唐朝的记录，表明两国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交流和贸易联系。
这些外交互动反映了当时国际局势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唐朝作为东亚强国所维持的广泛对外联系。通过与南诏和大食的交往，可以看出李豫时期唐朝不仅面临内部稳定和边疆安全的挑战，还需要巧妙地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确保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尽管南诏转而向内发展，减轻了对唐朝的压力，但与大食的持续接触则展示了唐朝在全球化早期阶段的开放态度和外交智慧。
安史之乱后的藩镇政策及其影响
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李豫采纳了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的建议，分别任命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和薛嵩为魏博、成德、幽州（卢龙）以及相卫四镇的节度使。这一决策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动荡的局面，但也无意中种下了河朔三镇割据自治的隐患。
传统观点认为，仆固怀恩提出分封河北诸镇的建议时，可能是出于“恐贼平宠衰”的考虑——即担心安史之乱平定后，随着战事结束和局势稳定，他的功绩和重要性会被逐渐淡忘，从而导致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希望通过分封来建立自己的党羽和支持。
李豫历经多年的战乱之苦，极度渴望和平与稳定。因此同意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希望借此避免更多的冲突和动荡，使百姓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然而，这一决定虽然短期内带来了稳定，但却开启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先河，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隐患。李豫在追求即时和平的过程中，未能充分预见这一决策对中央权威的长远影响，最终导致地方势力逐渐坐大，削弱了中央集权。
应对田承嗣的挑战
安史之乱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行为逐渐显露出其野心和对抗朝廷的意图。他在魏博立祠堂，尊奉安禄山、史思明为“四圣”，并向朝廷要求担任宰相，这一举动明显是对中央权威的挑衅。面对田承嗣的挑战，李豫选择了妥协：他派内侍孙知古暗示田承嗣拆毁祠堂，并加授田承嗣为平章事以安抚他。大历十年（775年），田承嗣唆使昭义镇作乱，攻占相州，并暗杀卫州刺史薛雄。李豫曾试图通过调发其他藩镇的力量来征讨田承嗣，但当军事形势对朝廷不利时，田承嗣上表谢罪，李豫最终选择赦免他的罪行，以此换取暂时的和平。
这种姑息态度不仅未能有效遏制田承嗣的势力，反而助长了他的气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李豫统治末期，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和幽州（卢龙）——的割据局面基本形成，地方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权威则相应削弱。李豫在处理这些藩镇问题上的妥协与软弱，成为唐朝后期中央政权逐渐失去对地方控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笔。
后世学者的不同看法
樊文礼指出，李豫并非一味姑息。初期受制于吐蕃压力，被迫迁就；中期以后，随着外部形势改善，他对哥舒晃、田承嗣、李灵曜等采取军事行动，并通过制度手段打压藩镇。大历后期，唐廷与幽州维持密切关系，一度取得昭义军归顺，但由于地缘政治结构复杂，未能彻底解决藩镇问题。
郭子仪总结道：“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这些藩镇互相联结，一切事务自决，虽奉事朝廷却不用其法令。河北三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综上，唐代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策略既有妥协也有对抗，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内外环境，揭示了唐朝中央权威逐渐式微的趋势，对中晚唐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过关于唐代宗李豫对待藩镇的态度，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指出，代宗并非对藩镇采取简单的姑息政策。樊文礼在其研究中提出，李豫在位初期由于面临吐蕃的边境压力，确实不得不暂时迁就藩镇以稳定内部；但随着外部形势逐渐好转，他开始积极应对藩镇问题。
例如，针对哥舒晃、田承嗣和李灵曜等地方势力，李豫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并通过限制藩镇兵力、废除诸州团练守捉使、以及颁布敕令禁止藩帅擅自任命属州刺史等措施来打压藩镇权力。
此外，有关河朔地区的藩镇，有学者认为，在大历后期，中央政府与幽州之间的关系相对紧密，甚至一度获得了昭义军的归顺。但是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影响，这一努力未能完全成功实现对所有藩镇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过田承嗣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已趋于稳定，并且形成了一个自治程度较高的地方政权体系。这些观点强调了唐代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表明他在不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政策方向，展现了其较为灵活的政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