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官僚体系底层的热血青年苏轼，胸中自然也逃不过为了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努力，但作为封建的皇权，那才是压倒一切的唯一的神圣准则。
在苏轼的心底，肯定有一些所谓的肺腑之言特想叫皇上知晓。“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还想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他始终反对“言利”，不满旨在“生天下之财”的王安石。
其实，在今天看来，王安石也确无私心，而是囿于所谓的“历史局限性”里面，并在自己也不能改变的皇权社会里在做着垂死的挣扎。
而苏轼呢，此时还是一位涉世未深的文学青年，他有着文学青年所特有的与世无争和浪漫的想象力，“君子耻于言利”的思想无疑是所有文学青年支撑其斯文形象的底气所在。
诚然，认为文化人不该谈金钱，古已有之。用老话来讲，即“耻于言利”。这句话，常与“君子固穷”绑在一起，实则这二者之间，并无逻辑可言。
耻于言利，成因多多。这里且说最重要的两点：
首先，我们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惯于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置入二元论的窠臼，如鱼与熊掌，迫使世人只能选择其一。对此，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哪怕内心明明倾向于利益，却碍于道德压迫，不敢公开表示。
事实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未必构成二元关系，有时恰是一体，追求、扞卫正当利益，如自家房屋的产权、自家土地的粮食、自家亲人的性命，就正契合道德的要义。若要硬生生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使它们势同水火、势不两立，这种行径，本身便不道德。耻于言利并非君子、读书人的专利，而是弥漫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习气，所有人都被教导：利益与道德对立，重利是一种恶行。由此，利益观被损害者，十之八九。
其次，义与利、道德与利益的二元化，不仅是一个思维问题，还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对面，形成如同参商的两极，首先基于传统道德哲学的需要，使道德批判的力量最大化，对于一切逐利的言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道德棒子打将过去，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传统政治教育同样以道德为根基，权力者教化万民，德字为首，公而忘私，义字当先，重义轻利，遂导致一些民众不愿言利，一些民众不敢言利，这么一来，政府则可从容、大肆掠夺民众的正当利益，与民争利的难题迎刃而解。
这还不算，再后来，苏轼还因为一篇《策问》而遭到台谏官的诘难，从而不得不又写两篇为自己辩解的札子为自己勉力洗白。
宋代台谏官员的兼职类型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台谏官虽然人数不多，品级也不算高，但却是政治生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有时甚至起到制约宰相权利的作用。
北宋时期,台谏官先后兼任仪仗使、卤簿使等礼仪类职务，此外还有兼任法典条文详定与编修官、理检使、判司农寺、判国子监等。
苏轼在《策问》中委婉地劝谕神宗仿效仁宗的“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谁知被谏官抓住了把柄，说里面的“偷”与“刻”二字有讥讽神宗朝的意思。苏轼真是百口莫辩，深感官场的险恶，不过，这还只是他初涉官场，比这险恶万分的还都在后面！
不过，在苏轼六千言的上书中，对王安石裁减宗室恩数，诏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苏轼还是极为赞许的，认为“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
闲下来时，苏轼与赵拚（高齐先生、清献公）一起出游。正好山东人王巩来苏轼处拜访交流，苏轼对这位小自己十一岁的小青年很是喜爱与尊重。
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莘县人，王旦之孙。
苏轼后来因“乌台诗案”被捕，好友王巩也受到牵连而被处置。据说，御史舒亶奏曰：“(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于是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不久便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在二十多位“乌台诗案”的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轼因此十分内疚。
元丰二年，王巩也因“乌台诗案”被贬至岭南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
在王巩被贬期间，他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宾州地处偏远，人迹罕至，生活十分不便。王巩在流放期间经历了极大的困难，甚至连续失去了两个儿子，一个死在家中，一个死在宾州。
尽管如此，王巩在逆境中保持了坚韧的精神状态，不仅没有显得落魄，反而精神焕发，性情更加豁达。他的歌妓柔奴也毅然随他前往宾州，并在五年后返回时依然年轻美丽。
所以，后来王巩在宾州期间，苏轼还给他写过很多书信，一再表示王巩因自己而无辜受牵连，遭受了那么多苦难，他感到很是内疚和难过。
好在王巩非常达观，他为了安慰苏轼，则在给苏轼的回信中大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当时苏轼很喜欢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贬谪地黄州致信对王巩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亲密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王巩这位小青年的才学，苏轼是十分激赏的，“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次韵和王巩》）。
王巩是苏轼众多好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爱好，交流起来十分地有默契，因此王巩与苏轼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的非常好。
另外，王巩的书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他的草书让人看上去感觉奔腾洒脱，非常具有气势。他和苏轼一样都是十分注重自然和字体之外的功夫，每一个字看上去线条都十分的顺畅。王巩和苏轼之间的许多交流都是围绕着诗词和字画，双方都对这些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许多方面的见解都是相同的，因此才有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除此之外，王巩和苏轼之间的友谊也让人们十分的敬佩和羡慕，在平时两个人都喜欢喝酒，在喝酒之后洒脱风流，有时候会一起挥毫泼墨，有时候却只是简单的把酒言欢。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经受得住任何磨难的考验，在乌台诗案发生了之后，身为苏轼的好友王巩也遭受了无妄之灾，被朝廷派遣到了僻远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境内）。可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和苏轼之间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政治闭口不谈，也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半点的抱怨，依旧像平时一样交流诗词书画的看法。因此，王巩和苏轼之间这种患难之交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
在苏轼的官场生涯中，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王巩是他最亲密的挚友之一。
王巩出生在山东莘县的宰相之家，自幼受家学熏陶，对诗词歌赋和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成年后，王巩在仕途上虽无大成，但凭借文学才华和正直品格，赢得了苏轼的尊敬和友谊。
王巩和苏轼的相识，是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庭院中一次文人雅集上。当时的文人雅集，是士大夫们聚会交流文学、书法、绘画、吟诗作对，畅谈人生的场所。苏轼在席间见到王巩，发现他才华横溢，言谈举止间透露出一股清新脱俗的气质，二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随着在日常的交往中不断加深，苏轼喜欢清欢恬淡、写意直白的诗歌风格，恰好王巩极擅此类诗歌。两人常常在一起吟诗作对，互相切磋。王巩对苏轼的文学造诣极为钦佩，经常写信与苏轼琢磨诗中的词句，苏轼也常常在设宴时邀请王巩前来喝酒行乐。
苏轼与王巩的友谊在不断的交往中愈发深厚，苏轼在仕途上的波折，使他更加珍惜与王巩的友谊。
元丰年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政敌诬陷，被贬到黄州，他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常常收到王巩的书信，信中充满了关怀和鼓励。在黄州的日子，苏轼常常到郊外散步，寄情山水，他在一个清晨，登上了一座小山俯瞰黄州城始，心中感慨万千。回到住处，他提笔写下了一首诗，寄给远在京城的王巩，信中诉说了自己的困境和对友谊的珍惜。
王巩收到信后，立即回信安慰苏轼，并表达了对他坚定不移的支持。王巩仕途也有些坎坷，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始终未减，他曾任太常博士、扬州通判、宗正寺丞等文官职位，虽官职不高，却在政坛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王巩一生对仕途没有太多的追求，品性正直、真挚豪义，用满腔热忱活跃于北宋中后期的政坛，深受时人敬服和推崇。
王巩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他着有《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王定国文集》、《清虚杂着补阙》等书籍。这些作品记录了他的见闻与思考，展现了他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洞察力。
王巩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都为同时代人所钦重。而且他一生勤于着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着作流传至今的人。不过，王巩这位汴京官宦子弟入仕，靠的是恩荫，初时补为校书郎（也就是说，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是走后门者）。
有一天，王巩得了唐朝僧人释僧藏的七张纸本的传世真书，来求苏轼为其藏本后面来一篇跋文，这种传世的纸本一般人不好得到。
但王巩绝不是凡人，其爷爷王旦（字子明）贵为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其外公乃张士逊（字顺之），襄州阴城（今湖北老河口）人。张士逊亦是北宋政治人物、诗人，官至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赠太师，兼中书令，谥号“文懿”，仁宗朝曾三次拜相，仁宗优诏拜太傅，进封邓国公（今河南邓县一带）。
所以，大家由此可知僧藏纸本的珍贵，之所以把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让苏轼来题跋，可以知道苏轼在王巩心中的分量了吧。
苏轼题写了跋文后，王巩又取出来一方从他外公处得到（顺走）的一方砚台，也想让苏轼在题写一篇砚文。不管咋说，从今天略带历史眼光的角度来看，王巩同志还是挺会找人，挺有眼光的，我们不服都不行。
苏轼接过砚台，左看右看，再把王巩上下打量一番。心里想，这方砚台是一个邓国公（外公）的遗物，而眼前的王巩却是魏国公（爷爷）的一个遗物，两个都是宝贝。这方砚会使人想起邓国公张士逊的德行与高寿（卒年八十六岁），而看到王巩，又会使人想起魏国公王旦的斐然文采与仁爱品格。于是，就把这个真实的想法化成了《邓公砚铭》（把两件遗物放在一起阐述了一番）。
说起来，这件事做得还挺有创意的，也属实符合苏轼的文人天性。
这一时期，苏轼还有一位同事叫王克臣（字子难），河南府人氏，是北宋勋臣王审琦之曾孙，也与苏轼有交。后来的元佑三年（1088），这位王克臣以朝议大夫的身份出知郑州，故后人称之为王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