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针慢慢指向公元1066年正月，濮王名分问题一直没有议定，但明显已分为两派，一是“皇伯”派，认为赵曙应称亲生父亲濮王为“伯伯”，二是“皇考”派，认为赵曙应称濮王赵允让为“爸爸”！
“皇伯”派由原来的司马光、王珪等人为首，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成了主要代表，他们引经据典，连续上了七道奏章，固争不止。赵曙全部置之不理。
“皇伯”派一看行不通，决定改变策略，转而攻击“皇考派”韩琦、欧阳修等人，他们说韩琦“专权导谀”，欧阳修“首开邪议”，曾公亮、赵概“附会不正”。请赵曙罢黜他们，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皇考”派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也上书给赵曙道：“请陛下明诏朝廷内外，称濮王'皇伯'没有根据，属于无稽之谈，绝不可行，现在要做的，就是匡正名号，至于在京师立庙，干预纲纪扰乱统法，并非朝廷的本意！”
赵曙内心当然想为自己的父亲弄一个皇帝名号，再说，对叫了几十年的亲生父亲改称为'皇伯'，那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因此自然向着中书省的宰相们。但是，赵曙同时也不得不考虑曹太后的意见，因此，赵曙没有急着下诏，他还在等，等曹太后的最后态度，如果曹太后支持宰相，那就完全可以堵塞“皇伯”派的嘴巴。
赵曙特意召来“皇考”派到垂拱殿仔细商议，最后折中议定：尊濮王为“皇”，而不是“皇帝”；三位夫人为“后”，而不是“皇后”。皇帝赵曙称他们为“亲”，而不是“皇考”、“皇妣”。
宰辅大臣议定后，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一份交给皇帝赵曙，一份派内侍送曹太后。到中午时分，曹太后派内侍将诏书送回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急忙打开一看，不禁相视一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后面多了太后的签字。也就是说，曹太后认可了这份诏书。
曹太后从反对转为支持，让人感觉非常奇怪，但是她的签字是确定无疑的，也许曹太后觉得皇帝的折中方案，是一种退让，她也有必要做些让步，总之，宰相们有了太后的支持，底气十足。
赵曙接到曹太后的手诏后，立即下诏：“以濮王坟地为陵园，在园内立庙，让濮王子孙祭祀！”
“皇伯”派吕诲等，见事情翻转，只好撂挑子，将御史敕诰（授官的敕书，即委任状）上交朝廷，回家待罪，实际就有要挟的成份了。
范纯仁还不甘心，上疏指责道：“太后从撤帘以后，未曾干预朝政，怎么现在再下手诏？秦汉以来，母后只干预少主的政事，权臣想做非常之事，必然假借母后诏令，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请陛下仔细考虑臣的忠言，追回太后手诏。至于濮王的名分，陛下完全可以采纳大臣公议的结论，在长君朝堂，何必用母后的命令行事？”
范纯仁说得很激烈，一是指责太后干政，二是斥责宰相韩琦是权臣。所以韩琦看到范纯仁的奏章后，有些气愤地对其他宰辅道：“我和范仲淹如同兄弟一样，视范纯仁（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如子侄一般，这小子怎么忍心如此攻击我啊？”
赵曙见吕诲等上交敕诰，又用皇帝御宝（天子印玺）封还敕诰，命内侍陈守清去督促吕诲等到御史台上班。吕诲等虽然接受了敕诰，但申辩说，他们这些御史和宰相势难两立，御史的话皇帝不用，这个班上得没意思，谏官做得也没劲，不如在家等罪，请求皇上贬黜。
赵曙没辙，问宰辅们该怎么办？宰辅们也来了气，韩琦道：“臣等是忠是奸，陛下知晓！”
欧阳修道：“御史认为和宰辅大臣势不两立，如果臣等有罪，应当留下御史！如果臣等无罪，则请陛下下旨！”显然，欧阳修将这个皮球又踢回给了赵曙，口气也较强硬，要赵曙二选一。
赵曙左右为难，但总得有个结果啊，考虑良久，还是决定罢黜御史，但又于心不忍，特意嘱咐宰相道：“不能处罚太重了！”
第二天，朝廷下诏，贬吕诲知蕲州，范纯仁通判安州，吕大防知休宁县。三月，赵鼎、赵瞻、傅尧俞从契丹出使回朝，以曾和吕诲等意见一致，也上疏请求贬职。结果，赵鼎通判淄州，赵瞻通判汾州，傅尧俞知和州。宋朝大臣真是谦逊啊！
司马光见六人被贬，也坐不住了，上疏请求贬职，赵曙不批准。司马光连续四次上表，赵曙始终不为所动？为什么？下节再讲。
至此，濮议之争尘埃落定！
虽然有利于赵曙的结果出来了，可是没有实施，因为不久，赵曙驾崩了，此事竟然不了了之！神宗即位后，又将濮王三位夫人并称“王夫人”。英宗赵曙在位四年，几乎主要就是忙活这件事，结果成了一场空！
纵观这次争议，双方都是正直之臣，却针锋相对，不但损耗了内力，还将他们分散成两派！为以后王安石改革，增添了障碍！真是可叹可悲！这也是大宋文人的悲哀！
佐料：吕诲是吕端的孙子，性格耿直，敢于直言。吕诲三次做谏官，都因不畏权势、弹劾重臣被贬职。
公元1061年，吕诲为殿中侍御史，弹劾枢密使宋庠，说他勾结宦官、徇私枉法，宋庠因此被罢免。接着陈升之为枢密副使，吕诲又上疏说陈升之交结内侍，想得到提拔。
仁宗很生气，对宰相们道：“朕选用执政大臣，岂能让内臣（宦官）干预？”赵祯说归说，但还是罢免了陈升之的枢密副使职务，不过同时将吕诲也贬黜，让他知江州。这是第一次。
英宗“濮议之争”时，吕诲为侍御史，被贬知蕲州，这是第二次。
神宗时，吕诲再知谏院，拜御史中丞，升为谏官的头头，他仍然不长记性，直接弹劾宰相王安石，吕诲又被贬出京，知邓州。这是第三次。第三次吕诲弹劾前，好友司马光曾劝阻他，吕诲不为所动。
1071年，吕诲病重，司马光去看他，当时吕诲已经睁不开眼睛了，听到司马光的哭声，猛然坐起，努力睁眼道：“天下事还有可为，君实（司马光字'君实'）努力啊！”
司马光悲痛地问：“你还有什么嘱托的吗？”
吕诲随即瘫倒在床，虚弱地回答：“没有了。”接着溘然而逝！终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