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做的事只会影响自己，那无论他精神是否正常，都可以无条件去做。
可如果某人想扩建自家的房子，挤占和邻居共用的巷道，那他必须征得邻居同意，否则冲突和仇恨在所难免。
逢旱季，一个农户在上游截住了整个水渠，想先灌溉自己的田地，若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下游的人们达成共识允许他这么做，很可能会被打死。
这种由绝大多数人达成的共识，逐渐演变成大家都要遵守的秩序，而秩序天生自带的约束力，俗称权力。
产生权力的最终源头是亿万平民，这确实是真的。
但平民被权力制约，甚至没有任何反制的手段，也是事实。
秩序本身没有属性，只是一项规则，大家默认遵守的规则，可负责维持秩序的人却不一样。
从三皇五帝的部落时代，到奴隶分封最后到封建帝制，无一例外都有一个明面上负责维持秩序的人。
部落首领，天子，皇帝，虽然叫法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秩序果实的窃取者。
秩序之下本该众生平等，但他们以维护秩序的功劳者自居，开始让自己一点点变得特殊，最终成为秩序的代言人。
远古时期，生存环境恶劣，人类不抱团根本不能延续，聚在一起渐渐形成了部落。
部落时代，首领是确保部落生存的关键，他的功劳对一个部落而言不可谓不大，特殊一些无可厚非。
而随着地盘变大，人口变多，首领面对的不再是一个部落，他是被十几个部落推出来的联盟首领。
这个时候，首领对除了自己部落之外的子民来说，根本没有功劳，是依靠十几个部落达成的共识，借助秩序的力量成为他们的首领。
不是首领有大功于所有人，是维持秩序需要一个首领。
为了保证自己的位置稳固，联盟首领要依赖其他部落首领的配合，因此在新的秩序之下，各部落首领也变得特殊。
各部落首领原本只在自己的部落有威信，却因为新秩序的要求，面对其他部落的子民也开始有了地位，自然会更为拥护这种秩序。
当所有部落都尊一个大首领，对大首领之下的各部首领也特殊对待，分封便由此产生。
大首领，渐渐有了天子的称呼。
分封制时期，天子是所有诸侯和百姓的共主，但只是名义上的。
对于封国内的百姓而言，诸侯才是自家部落的首领，天子是用来尊敬的，仅此而已。
如果用公司来比喻，分封时期的国家就是典型的大众合伙企业，天子是有股份的董事长，各个诸侯是股东。
为什么那个时候一旦天子有难，或者面对外敌的时候，各个诸侯会那么积极地参与救援和抵抗？
因为公司他们有份，杀敌是为自己杀的。
随着时间推移，农耕占据主导地位，部落时期的印记逐渐消散，合作共赢的亲密关系被血缘替代，家族开始兴起。
没有了部落，自然就没有首领，那凭什么我家不能成为诸侯国的君主？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垂涎秩序赋予的权力，极力把自己的家族也变得特殊，就算成为不了国君，也要高过普通人。
如何才能特殊？
部落虽然没了，但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利用，比如出身和先祖的功劳，于是就有了显赫的氏和姓。
之后，贵族阶层诞生。
为了使得吃相不那么难看，贵族完善了天子、诸侯一起制定的礼仪，并开始给众人洗脑，表明自己获得特殊待遇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尊天子、敬诸侯，把天下安稳的功劳统统挂到他们身上，只要他们一直处于吃肉的地位，贵族就可以跟着喝汤，甚至找准时机取而代之。
分封末期，天子有名无实，诸侯听调不听宣，表面尊敬只是因为维持现有的秩序，天子必须存在。
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天子只能寻找肯帮助自己的人，用身上拥有的权力，册封新的诸侯。
秦襄公护送周天子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这一支在西北以养马起家的嬴姓赵氏，正式完成身份的转变，跻身权力核心阶层。
而秦国经历五百多年的发展，在旷世帝王嬴政的领导下，扫六国平天下，开创帝制。
至此，诸侯绝灭皇帝独尊，秩序赋予的权力成为皇帝私有物，国家成为家族独资企业，皇权至高。
从部落首领到始皇帝出现，这其中的时间跨度相当长，普通人在一代传一代的认知里，以秩序维护人为尊的念头根深蒂固。
秦的继任者汉朝，另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汉武帝，更是借助天人感应之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巩固皇权。
圣人的思想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但皇帝可不管这么多，拿来改改捡用得上的传播，好用就行。
皇权经过一代代皇帝的加持，已经变得不可动摇，国不可一日无君成为老百姓公认的事实。
但皇帝只是一个人，不可能靠自己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势必要找帮手。
平民不会听平民的话，诸侯又已经没有了，所以皇帝只能选择那些有名望有见识的家族，从自己的权力里面分一部分出去，让这些帮手以自己的名义办事。
帮手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自然想要更多，也打算让家族长期拥有这份权力，因此士大夫阶层成为类似诸侯甚至超越诸侯的存在。
诸侯会给天子起码的颜面，有些事是干不出来的，而士大夫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他们是名义上的打工仔，是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又没有股份在身，对公司的归属感全靠老板给的待遇。
要是碰到一个抠门和让人不爽的老板，产生跳槽和摆烂的心思很容易理解。
马仔的想法皇帝一清二楚，很难对他们完全信任，双方一直处在拉锯和博弈之中。
然而，皇帝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大首领的理念已经传承好几千年了，哪怕被人架空，身上的皇权属性还在。
皇帝代表大义，这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能有效的根本原因。
官员自然不会甘心手上的权力要靠皇帝施舍，经过一批批聪明人的探索，终于找到了对抗皇权的方法，民意。
兜兜转转，权力的赋予方和执行方，以这样的方式再度碰面。
百姓认为天下需要皇帝，否则一定会天下大乱，影响他们生存，所以由衷希望新任的皇帝是个会对他们好的。
皇帝希望看到听话的百姓，你们只要听话，我也省心，大家一起过太平日子多好。
但皇帝不能直接对话百姓，百姓也只能透过官员来看待皇帝，而官员通常又有自己的立场，三角关系想不出问题都难。
多数时候，官员拿百姓压皇帝，转头又用皇帝吓唬百姓，妥妥的大反派存在。
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表面敬着皇帝，心里却会把维持秩序的功劳记在自己身上，认为谁做皇帝都可以，就是不能少了士大夫。
到了这时，官员群体成为挑战皇帝，窃取权力果实的有力竞争者。
制度越到后面越僵化，越难以出现变数，只能慢慢走向消亡，直到新制度的诞生。
宋继兴看得很透，心里是悲观的，觉得没有希望赢，连带培养儿子都是一副咱别做亡国之君就好的要求。
想要赢，或者说输得别那么难看，必须重新寻找和百姓沟通的桥梁，还一定得绕过官员。
而白芨，就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