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下午，杂货铺里很多人在选购各种商品，曾孝长和秀兰热情地忙碌着，连小碧云来了都帮着算帐、收钱，直到店铺冷清下来，曾孝长便让秀兰去把红薯蒸上，自己赶紧在柜台里拿出课本跟小碧云边学习、边接待进来的顾客。
傍晚，曾孝长送走小碧云后，便站在柜台里用左手端着五只碗平举着练臂力，右手拿着课本小声地读着，秀兰边打扫卫生、边瞧着哥哥笑。
叔公进来笑道：“哟，又是看书又是练手劲，够你忙的。”
曾孝长高兴地：“叔公，你回来了。我妈妈和孝勇好吗？黄茅岭那两家人情况怎样了？”
叔公说：“你妈妈和孝勇都好，让你别惦记，要注意安全。黄茅岭那两家人也还好，她们哭着对我说，要不是我每个月悄悄地送些钱去，她们孤儿寡母的恐怕早就饿死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却让我接受她们的感激，心里怪不舒服的。”
潘大江跑进来说：“孝长，一名码头工人的父亲去世了，连棺材都买不起，你看怎么办？”
曾孝长说：“你赶紧拿三块银元送去呀，给老人买付棺木，但还是象以前一样，不要说是我给的就行。”
潘大江说：“就是我不说，大家也心知肚明，这一年来，码头工人谁家没得到过你的救济，只不过是借我的手送去而已。”
曾孝长放下手上的碗和课本，从柜台抽屉里拿出三块银元说：“其实我的钱也是他们帮我挣的，他们天天介绍客人来买东西，我这的生意才这么好。给，快把钱送去吧。”
“那我去了，你们别等我吃饭。”潘大江接过银元跑了出去……
秀兰瞧着对面的店铺在关门，便说道：“哥，天黑了，我们关门吧。”
曾孝长和叔公便走到外面将一块块门板装上，然后关上门，拿起课本走进后院的灶屋，秀兰点燃桌上的煤油灯。
叔公坐下问道：“秀兰，今天晚上吃什么？”
“还是吃红薯。”秀兰笑着从锅里端着红薯放在桌上。
叔公点了一下侄孙的头，笑骂道：“你小子也太抠了，挣了钱也不知道吃好点。”
曾孝长苦笑道：“叔公，不是我抠，一个月我们最多能挣四十块大洋，税收和送给官府里的人至少要十五块，再加上家里和黄茅岭两家人每月都要送一块，我们的吃喝用还得花去三块，剩下的也就只有十九块了。码头工人的家中要是出了急事还得救济，落在我手上的最多只有五块，都吃了，我要是突然要走，哪来的盘缠？”
叔公盯着他说：“孝长，你现在是店铺老板，有吃有喝，你在家你妈妈他们和我的日子也要好过一些，难道你就没想过不走了吗？”
曾孝长坚定地：“叔公，我发过誓，为了天下的穷苦人，永远不变心，如果知道怎样去陕北，我早就走了。好多次我都想去问小碧云的妈妈，但又不敢问，因为红军在城里做过宣传，大家都知道红军要去陕北，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叔公点点头说：“孩子，别着急，慢慢来。”
三人便抓起红薯吃了起来，曾孝长转身从窗台上拿下笔墨和一个旧作业本，对着课本边写字边咬一口红薯，秀兰便站在一旁看着。
叔公卷上一支喇叭筒在煤油灯上点燃抽了一口，笑道：“看来我们家真的要出人才了，你不仅自己读了书，还教秀兰也学了好多的字，她前几次回来还教孝勇认字，今天孝勇还在地上写给我看，可我是睁眼瞎，写给我看有什么用。”
“哈哈！”兄妹俩乐了。”
这时，前间店铺传来敲门声和潘大江的喊声，秀兰赶紧跑出去开门。
潘大江进来坐下急促地：“孝长，我刚才听人说，这近在江对岸出了一股神秘的蒙面土匪，见人就抢，就是穷人身上的一个铜板也要抢了去，今天有两名年轻『妇』女去锡矿山当砂丁的丈夫那拿工钱回来，大白天被这股土匪劫持到了山上，将两名『妇』女轮『奸』后又杀人灭口。”
“昨天夜里土匪还抢劫了一个财主家，把老老少少，不管是丫环还是长工，三岁的娃娃都不放过，十几口全部杀了，手中还有枪。传得更奇的是，这股土匪的头领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我到有点不太相信了。”
叔公奇怪地：“这事怎么没听人说起过？象这样的事应该早就传开了。”
潘大江说：“被抢的人都不敢说，土匪警告过，谁要是敢说出去就杀了他全家。要不是他们昨晚杀了财主家的十几口人，今天被人发现报了官，消息也就传了出来，不然这事还没人知道。”
曾孝长吃惊地：“这股土匪也太凶了吧，抢财主家的钱财抢就抢了，总不能把人都杀光呀，连三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何况连砂丁用命换来的钱都要抢，不仅欺负女人，而且还要人家的命，这事难道官府和警察就不管？”
潘大江说：“听说官府明天就派兵过江剿匪，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
曾孝长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死了这么多的人，我想他们也该管管了。”
叔公却摇头道：“不一定，官府和警察只管我们这些老百姓，财主家有钱，不能管，土匪手中有枪，不敢管，要去剿匪恐怕也是装装样子。”
曾孝长不相信地：“叔公，不会吧，这次土匪杀的可是财主儿。”
叔公说：“信不信，过两天你就会知道，他们要是真的敢去打土匪，那这个世上就太平了，也就不会有你们红军为我们穷人打天下这样的事了。”
曾孝长用手抠抠头说：“这也是，国民党要是有我们『共产』党一样好，我就不会参加红军了。”
“哈哈！”叔公、潘大江和秀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