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我们梁山好汉打辽国。辽国其实不好打，好打的话，赵宋朝廷早就打下来了，还能等到我们来，给我们送军功？
宋与辽之间，可以说是整个北宋期间最重要的外部关系，双方打打和和数百年，根据双方史书记载，大小战斗不下数百次，但在这些战斗中，北宋十战九败。难道北宋真的积贫积弱到如此地步？
那倒未必。铁牛从六个方面进行对比说明：
一是从疆域上对比：北宋自宋太宗赵光义开始，其统治疆域，北至河北燕京，东至东海，南至海南南海，西至川陕、甘肃。其疆域相对之前的唐来讲，确实缩小了不少，但其整体面积仍然大于周边国家，且牢牢控制了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中原、江南、成都平原等地，可以说是东西南北中，要粮有粮、要矿有矿，海水江河相挤，山地平原迭次，算不上地大物博，至少也是物产丰富。与北宋相比，当时辽国的统治疆域主要是南至河北一带，东至渤海湾、朝鲜等地，北至蒙古，西达宁夏，其控制疆域面积大体上略小于北宋。但与北宋严格的中央集权相比不同，辽国在东北、蒙古的统治，主要依靠松散的部落联盟，也就是说这些地区某种程度上只是名义上臣服于辽国，各自均有各自的组织架构和武装力量，这些地区的部落力量随时可能对辽背后捅刀，而辽实际控制的核心区域只有河北、燕京、蒙古东南、东北西部等地。其物产与宋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当时的蒙古和东北之地，粮食产量均较低，只适合游牧民族的部落式发展，而不适合统一的中央王朝的发展，否则，其过长的冬季完全无法支撑其庞大体系的运行，这也是为什么一到冬季，辽军就会习惯性南下的一个原因。
二是从人口上对比：北宋人口在顶峰时高达一亿多人，这些还只是户部的官方户籍记载，并不包括那些为了逃避人丁税，而没有进行官方登记的黑户。北宋的主体民族汉族占总人口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其余如南方的苗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少，且性格温和，稳定性较高。而辽国人口在顶峰时为九百多万，其中主体民族契丹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女真、蒙古等其他少数民族占比百分之三十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在辽国的统治区内，北方汉族占比达百分之十左右。很明显，在人口对比上，辽国的总人口数不但远低于北宋，其构成结构也远比北宋复杂。
三是从武装力量对比：北宋建国之初基本承袭唐朝制度，后来为了巩固皇权，又进行了相关官职和军制的修正，但大体分为禁军、厢兵、乡兵、番兵四种武装力量。其中可以把禁军理解为全训的国防武装力量，厢兵理解为对内维稳的半训武装警察部队，而乡兵理解为普通的基层治安力量，番兵则为民族地区的自治力量。在对辽事务上，禁军起主要作用，厢兵起辅助作用，当时北宋禁军与厢兵的数量常年维持在一百万人以上，兵民比例保持在一比一百左右，常驻宋辽前线部队在十万人左右。与唐朝的府兵制不同，北宋实行募兵制。也就是说，北宋的军队都是全日制的职业军人，其训练和战斗素质远高于半农半兵的半军人。而辽国军制同样借鉴于唐朝，实行地方军与中央军并行的军事制度。同时，根据当时辽国的周边环境，辽国建立了按战争对象划分的军区制度，与北宋有所不同的是，辽国除了有番兵制度以外，还设立了专门的汉军，以达到以汉制汉的作用。辽国的常备兵力在五十万至七十万之间，兵民比例保持在一比十五左右，远高于北宋，兵制采取兵民合一和募兵相结合的制度，常驻宋辽前线军队八至九万左右，略低于北宋。
四是从装备对比：仰仗于北宋繁荣的工商业和手工业体系，北宋有极其完整的军械制造链，从冶铁、造钢到刀、剑的尺寸、比例、弓箭的长度、拉力都有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的标准化生产流程。而辽国当时的冶铁、制造技术较为落后，基本依赖于其所控制的中原地区的汉人工匠进行相关兵器的制造和生产，其整体兵器水平远低于北宋军队。同时，随着火器在北宋军队的装备，辽国的装备劣势进一步凸显，至辽国灭亡，辽国军队也未能装备一支火器。
五是从动员力量上对比：按照宋朝的兵民比例，在紧急战争状态下，宋朝除了可以将数十万驻守地方的禁军和厢兵调往前线外，还可以利用其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度，紧急动员一百万人左右。而辽国其兵民比例已经较高，在战争状态下，不但能够动员的力量少，且为防备鞑靼、突厥、女真等力量，还要将仅可动员的力量派驻在这些地区，加强对这些地区的镇守。
六是从经济力量对比：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两国交战打的不仅是前线，更是背后的国家实力。按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测算，同一时期的北宋，其国内生产总值和粮食产量在整个亚洲高于其他国家的总和，其国内粮食储备量，足以支撑北宋军队十年以上的连续全面战争。而同时期的辽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和粮食产量不足北宋的十分之一，其物资储备量甚至不足以支撑辽军超过一年的全面战争。
如此对比下来，真不知道，北宋到底弱在哪儿了？但大大小小的战斗下来，北宋还是十战九败。这不由人对宋朝的官僚体制、军事制度和文武百官的能力产生怀疑。
北宋王朝建立于一个诸国并立、八方建元的年代。为统一中国，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太祖赵匡胤制定了“先南后北”的作战方略。按照这个方略，宋太祖先后平定荆湖、后蜀，其后两次征伐北汉失败，又继续实施“先南后北”方略，平定南汉、南唐，吴越、漳泉被迫上表归附，南方完全统一。在此基础上，宋太宗赵光义一鼓作气，于979年灭掉北汉，终于结束了唐亡以来延续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除了契丹辽朝控制的燕云十六州以外，汉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广大区域重新获得了统一。936 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当上“儿皇帝”，割让幽燕十六州（燕云十六州，也称幽云十六州，是汉族聚居区，号称“华人百万”）给契丹。宋太宗灭掉北汉后，乘胜于 979 年 6 月北伐契丹。因易州、涿州守土长官皆是汉人，太宗不战夺得两城。在围攻蓟州城时，契丹的铁林厢主李札卢存率部投降，幽州神武厅士卒乡兵 400 余人归降，范阳百姓也献牛酒犒师。宋太宗志在必得，率军猛攻蓟州。蓟州（今北京西）是契丹南京，契丹守将耶律学古坚守城池，宋兵久攻不下，士气渐至低落。这时，辽朝以耶律休哥为前锋，率兵救援，太宗命大军拔营，前至高梁河迎敌。宋军尚未到高粱河，已有辽兵数万渡河而来，双方展开激战，辽军伤亡惨重，渐向后退。太宗正要命令宋军穷追猛打，又有两队辽兵分左右冲杀而来。宋军抵挡不住，败下阵来，太宗仓皇奔回涿州。还未进城,耶律休哥又率辽兵追到，太宗与队伍失散，单枪匹马，不明路径，又加天色昏暗，陷于泥淖之中。幸逢杨业从太原押运军需粮草赶到，才得以脱身。
毛泽东读《宋史·太宗本纪》至此，写下批语:“此人不知兵，非契丹对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伟人所言，点中要害。
说赵光义不知兵，并非冤枉。仅就这次进攻契丹来说，宋军灭北汉，已是精疲力竭，以疲惫之师于 酷暑与兵力强盛的契丹作战，是“不知兵”之一;宋军长驱直入，连下两城，几乎没遇到周折，这是契丹“诱敌深入”之计，而太宗却不明就里，孤军深入，是“不知兵”之二；宋军久攻蓟州不下,却又不做打援准备,待辽军蜂拥而至才仓促迎战,是“不知兵”之三。两次征讨契丹失败，宋朝主和派意见占了上风，太宗诏命沿边州县把守边境，不得兴衅滋事。雍熙三年（986 年）正月，知雄州开封贺令图及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上书太宗，称“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太宗下令东路出雄州（今河北雄县)，由曹彬、米信率领；中路出定州（今河北定县)，由田重进率领；西路出雁门，由潘美、杨业率领，计 30 万大军北上攻辽。三路之中，东路属佯攻部队，目的在于吸引辽军主力，掩护中、西两路，最后合围幽州。西路、中路进展顺利，夺取寰、应、朔、云、蔚诸州及飞狐口（今河北涞源），这时传来东路军大败消息。原来曹彬不顾原定计划，孤军深入，结果被辽军截断粮道，造成溃败局面。宋太宗下令全线退兵。此即毛泽东所说“雍熙三年败于契丹”。
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里只是针对宋太宗一个人的能力而言的。指出了北宋必败的领导因素。其实，北宋必败，还有战略思想方面的原因。
人们对宋朝的第一印象，就是“积弱积贫”。这种感知是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而直接给人带来这种印象感知的，则是宋朝羸弱的军力，因此，尽管宋朝经济、文化、科技发达，但人们对宋朝往往抱有不屑一顾的态度。这说明，军事实力是否强大，是判断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第一标准。就像一个地区的教育质量，人们往往只看高考，高考成了老百姓评判一个地区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就是国力也好，教育也罢，人们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也不问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