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四月，司马光上疏回答太皇太后征询时，除了提出朝廷应该“开言路”外，还明确提出应该全部废除新法。
司马光道：“先帝励精图治，追求太平盛世，不想委托的重臣（指王安石），没有体察圣上的意志，自认为古往今来都不如自己，自做主张，轻易改动旧法制度，称为新法，他为所欲为，人君不能夺其志，天下不能改其心，缙绅士大夫望风而迎，争相策划。因此作青苗法、免疫法、市易法等。又有边界大臣，意欲侥幸邀功，轻易启动兵端，深入敌境，使兵卒民夫数十万暴死旷野之外。还有惹是生非的大臣，建议设置保甲法、保马法，用以资助战争；又增设茶盐等法，侵商夺利，以供军需，这些都不是先帝的本意！新法的弊端，天下之人无论愚智贵贱都知晓。因此罢除这些病民伤国有害无益的所谓新法，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但是当时司马光人微言轻，朝中拥趸较少，他罢除新法的要求，并未激起很大浪花。
如今，司马光、吕公着已经位列副宰相，而且外围工作基本就绪，朝中保守派势力稍具规模。司马光等人便开始着手实施废除新法了。
废除新法之前，还有一项重要工作需要提前做好，就是要创建理论依据，虽然实践决定理论，但理论也指导实践，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
新法尽管是王安石主导，但幕后老板是宋神宗，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意思是说，父亲活着时，要看他本人的志向；他父亲去世以后，就要考察他本人的具体行为。如果他三年不改动父亲生前那些正确原则，就可以说是尽到孝道了。
现在朝廷要推翻新法，是以哲宗赵煦名义进行的，神宗驾崩不到半年，哲宗朝就要改他老子的制度，这是“孝”吗？不合儒家传统思想啊！
这个题目很大，一般人对付不了。但司马光是谁？学问似海深、知识如山高，什么问题难得倒他？
司马光道：“先帝好的法度，是“善法”，就算一百代也不能变！但是王安石和吕惠卿所建立的新法，是“恶法”，修改它如同救火拯溺（挽救溺水的人）。退一步说，朝廷要废除新法，这也是太皇太后以母亲身份改儿子的过错，不是儿子改父亲的原则。”其实，这纯粹是诡辩了。
首先，司马光说神宗自己创立是“善法”，百世不能变。进而，司马光又承认了神宗朝还有“恶法”。只不过他认为，“恶法”是王安石、吕惠卿建立的，所以要改掉！
其次，司马光唯恐理论不扎实，又画蛇添足地说，改“恶法”不是哲宗“子改父”，而是太皇太后“母改子”！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恶法”是王安石、吕惠卿建立的，“母改子”从何说起？王安石、吕惠卿是太皇太后高氏的哪门子儿子？
因此，司马光的“善法”与“恶法”之论，和“母改子”说法是相矛盾的。承认了神宗朝有“善法”、“恶法”之分，就不能套用“母改子”的理论，否则，“母改子”就是改“善法”！反过来推理，或者可以说神宗自己创建了“恶法”，才需要“母改子”的形式革除。
然而，司马光的高论迷惑了不少人，也平息了不少议论，但还是有人担心地对司马光道：“熙宁、元丰旧臣，很多都是奸诈小人，皇帝成年后亲政，如果有人以父子大义离间挑拨皇上，祸患不小啊！”
司马光正色道：“上天如果保佑大宋江山社稷，一定没有这样的事发生！”真的没有这样的事吗？后面发生的事，很打司马光的脸！
事实证明，正因为司马光等人对新法的毁灭性打击，等哲宗赵煦亲政后，偏偏认为是自己否定了父亲，内心非常不爽，既而全部翻盘，又重新恢复为新法，司马光等人死后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赵煦甚至都想找祖母高氏的麻烦，好在有人规劝，赵煦才罢手，这是后话。
佐料：关于司马光的典故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可能就是“司马光砸缸”，这是上《宋史.司马光传》明确记载了的。
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他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候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
考中进士后，在闻喜宴上，新科进士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不戴花。被同行的人提醒他道：“皇帝赏赐不能推辞！”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可见大宋朝，男人是可以戴花的！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是不是让流量小鲜肉找到了涂脂抹粉的依据呢？
下面两则小故事，管中窥豹，可以看出司马光的人品和性格。
司马光结婚三十年，两儿子夭折，妻子张夫人再没有生育，司马光却未放在心上。张夫人却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侍妾，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借故外出。
司马光进房后，熟视无睹，转身到书房看书去了。侍妾使命在身，只好跟着进书房，司马光正襟危坐，侍妾手足无措，想来端茶倒水，服侍司马光，司马光似乎此时才发现有她的存在，连忙起身，离她一丈远，拱手作揖致谢，侍妾尴尬之余，只好默默退出。
有年元宵节，城里办灯展，张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道：“家里也有灯，何必出去看？”
张夫人气结，只得解释道：“不止看灯，顺便看看街上游人。”
司马光奇怪地道：“看人？难道我是鬼吗？”
和这样的人生活，你说是有趣还是沉闷？
又有人说，上述两故事是描写王安石的。因为从各方面讲，他们两位实在有很多共同之处，以后还要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