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6年九月初一，百官参加朝廷明堂庆典，仪式完毕不久，忽然传来司马光薨逝的消息，众官悲痛不已，相邀一起到司马光府邸去祭奠。
“崇政殿说书”（为皇帝讲说书史，解释经义，并备顾问，实为皇帝老师）程颐却出面阻止道：“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程颐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八个字几乎是平时最常见的字，组合在一起就让人有些懵逼了。
程颐认为：孔子说过，吊丧这天哭泣过，心情沉重，就不能再欢乐地歌唱了！也就是说，悲伤过后不应立即转为快乐，这不符合人情。参加庆典是快乐的事，吊丧哭泣是悲哀的事，两件事不能在同一天发生。情绪转换太快，表现得没心没肺，难免有假。
有人提出质疑道：“孔子只说哭后不歌唱，没有说唱歌之后就不能哭泣了啊！”是呀，他们先去参加庆典，庆典快乐；然后去祭奠，祭奠悲伤。这属于快乐转悲伤，和孔子说的悲伤转快乐，情形正好相反啊！这应该是允许的吧？
此时，幽默大咖苏轼神补一刀：“只怪冤死鬼叔孙通制定了这一套礼法啊！”百官听完，哄堂大笑。叔孙通帮刘邦制定了一整套朝廷礼仪，让刘邦找到了做皇帝的威仪，却让百官受礼仪拘束。孔子的““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其实也属礼法制度，也是约束人的。苏轼看似骂叔孙通，实际是嘲笑程颐死板硬套，程颐自然十分反感，两人由此产生芥蒂！
苏轼是无心说这话的吗？非也，苏轼是故意而为之，因为苏轼不爽程颐很多时日了。那么，为什么这两位大佬人物又会相互顶牛呢？
苏轼我们不必过多介绍，对程颐，我们有必要多了解一下。
程颐和哥哥程颢是理学大家，闻名中外，一次进士考试落第后，程颐再未参加考试，而是潜心钻研学问，广收门徒，前后二十多年，将心思都放在教育学生之上，民间都以“处士”称呼他。英宗、神宗期间，屡次有大臣推荐程颐出来做官，程颐都推辞不干。
哲宗即位，司马光、吕公着一起上疏举荐程颐道：“臣等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法度，年过五十，不求做官，真是超脱儒者，圣世隐士。希望朝廷破格擢升，树立士人楷模！”
朝廷下诏，授程颐为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上疏力辞。第二年三月，朝廷再召程颐为崇政殿说书，程颐便无停留，立即来京供职。
程颐上任前，先上疏道：“人的心智随后天习染、教化而逐渐发展成熟。民间善于教育子弟的人，也一定聘请有名望和德行的老师，让他陶冶情操。何况天子春秋年少，天资睿智，更要了解修身养性、调息身心的方法。一天之中，和贤士大夫相处多，和宦官、宫妾接触少，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陛下选名儒入侍讲学，讲完后，安排他们留下值班，以备随时顾问，积年累月，就能养成至高无上的道德！”
程颐的奏疏，无形之中先夸耀了自己一番，且言外之意，他不止于做帝师，还要参与国政。否则，何来留守顾问？
不久苏轼以翰林学士兼侍读，也是帝师身份。或许苏轼看不起程颐的布衣出身；或许苏轼觉得程颐一直拒绝做官，是待价而沽，担任帝师就屁颠屁颠的赶来赴任；或许苏轼性格幽默诙谐，和程颐的道学老儒格格不入，总之两人之间，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舒服，只是没有公开化！这次苏轼公开出言讥讽，终使矛盾暴露于天下了。
如果只是两人之间的嫌隙，似乎无关大体，要命的是，他们都是大宋顶流明星大咖，各自拥有一群粉丝。
程颐是洛阳人，其所持学问被世人称为“洛学”，以他为首的团队称为“洛党”，以朱光廷，贾易等为主要支持者；苏轼为四川人，他的粉丝团队称为“蜀党”，以吕陶等为主要支持者。
如果朝廷内仅有两党，倒也泾渭分明。事实远非如此，当时还有以刘挚为首的团队，其主要支持者为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他们都是北方人，因此称为“朔党”。这一派的成员最多，势力最雄厚。
中书侍郎吕大防，陕西人，憨厚刚直，没有团队；范祖禹虽是宰相吕公着的女婿，也是司马光的门生，主要依附司马光，司马光死后，也没有加入其他人的团队。
最让人焦心的是，新法当权派都被贬出京师了，他们怨恨尤其深切，一直在暗中观察活动，准备伺机反扑！可以想象，吕公着这个宰相做得有多难！
佐料：苏轼说程颐道学脸孔是有依据的。
程颐每次进讲，都是板着脸孔，讲完学后，又对赵煦长篇大论进行规劝。有次，程颐听说赵煦洗脸时主动避开蚂蚁。
程颐获悉后，特意问赵煦道：“陛下有洗脸避开蚂蚁这事吗？”
赵煦回答道：“是，朕唯恐伤害到它们！”
程颐立即表扬道：“将这份善心推及四海，这是帝王的最重要的品德啊！”
赵煦曾经倚着花园栏杆，偶尔折断一枝柳条，程颐知道后，庄重地教训赵煦道：“当春之时，万物正在生长，不应该轻易折断树木，从而伤害天地的和谐！”
赵煦虽然颔首肯定，内心难免不以为然。
其后，程颐还倡导帝师坐着为皇帝讲课，说作为帝王，更应尊师重道，为天下表率。还说“天下官职重位，只有宰相和经筵（御前讲习）。天下安定和动乱由宰相造成，君主道德成就责任在经筵。”
他的这句话，可能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百般推辞做官，却快马加鞭进京作帝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