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初的一个傍晚，一支严整的军队出现在长江瓜步渡口，簇拥着一位贵家公子打扮的年轻人和他的家眷。
谁能想到，他竟然是一位皇帝。当然，是皇帝之一。
皇帝者，孤家寡人也，哪来那么多皇帝？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路义军的首领纷纷称王称帝，割据混战。皇帝自然也就不再成为稀缺品种了。
这位贵家公子就是龙凤政权的皇帝韩林儿。为首的一员大将、护驾将军廖永忠正是奉吴王朱元璋的命令前来护送皇帝到应天府去的。
廖永忠本在平江（今苏州）作战，那里的战事正陷入胶着状态。就在这个用人之际，他竟被调离火线，要求火速赶回应天。
朱元璋用兵一直不走寻常路，诸将也习惯了。
不过这一次，身为一介武夫的廖永忠接到的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任务——到滁州迎接皇帝韩林儿。这不明明是文官的强项吗？要找护卫的武将，也不是一件难事，留守应天府的将军大有人在。为何急急把他从前线调回来？不管怎样，他还是带领着迎驾的队伍上路了。
于是，便出现了廖永忠迎接皇帝到了瓜洲渡口的那一幕。
虽为武将，但他办事细心谨慎，迎驾重任交给他是完全可以让人放心的。可他偏偏在这件最最重要的任务上犯下了难以饶恕的大错，护送皇帝韩林儿的船只沉没长江。
把皇帝的性命给丢了，这下可真是闹大了，即使是诛连九族也不为过。真是百口难辩，迎驾人等也只好硬着头皮回应天府听候处置。
奇怪的是，罪大恶极的廖永忠竟没有被严肃处理，被再度派回前线，仅仅要求戴罪立功，后来还被封为侯爵。
这就不能不使大家感到此事非比寻常。
不要说是堂堂一位皇帝，就是一般普通的官员，在被护送的途中发生了意外，肯定得彻查到底，要弄清楚是人为谋杀还是意外事故吧。调查结果出来后，该谁的责任就得谁来负责，或仅仅是一件偶然事故，也总得给个说法，对吧？
没有，就这么不了了之，你说奇不奇怪？
这件事如此蹊跷，吸引了不少人的眼光，他们纷纷从各方面寻找线索，希望能解开这一谜团。对此，有人对廖永忠的行进路线提出了质疑。
他的大队人马从滁州护着皇帝走了几百里才到瓜洲，横渡长江后，登陆地点是镇江；得再走几百里路，然后才能回到应天。
这条路线有什么问题呢？
熟悉长江的人或许看出问题来了，其实有更近的路线。从滁州经浦口渡口横跨长江上岸后，就是应天了。那廖永忠为什么要多走好几百里，绕了一个大圈，非要到瓜洲渡江呢？
瓜洲？扬州的瓜洲？
也许，这时大家会想起来，他在归附朱元璋之前，是巢湖水寨的头目之一，瓜洲不正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吗？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他是水军出身，又在他的地头，要在船上弄点手脚何其容易？
因此，一些史书上出现了“瓜步沉舟”的说法，认为皇帝韩林儿之死绝非天灾，而是人祸，是廖永忠故意为之。
那正史是怎么说的呢？
《明史?韩林儿传》记曰，朱元璋自称吴王的第二年（1366），韩林儿死了。暗含的意思就是，韩林儿在被护送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不幸遇难。很明显，这应当是根据当时官方的原始档案如实记录的。
自然，这起事故发生得如此离奇，在当时肯定也引起不少人的格外关注。因而，该书接着又写道，有人是这样说的，舟至江心，廖永忠将船弄翻，韩林儿含冤溺亡。纸是包不住火的，尽管百般隐瞒，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居然还有人偷偷打探到了消息，把这种高度机密的情况也悄悄地传了出来。
清代的史家在修《明史》时，为了给后人留下解开谜团的钥匙，想把这则珍贵的史料也收录进来。但又苦于找不到印证的可靠史料；年代久远，也难以考证。故而以传闻的形式记载，修史手法不可谓不严谨。
但问题在于，廖永忠是护驾将军，保护不力本已是大罪一条，他还在自己护驾途中亲自动手，没有这么愚蠢的谋杀吧。可是，种种迹象表明，他偏偏就把这件事给干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说是个人恩怨嘛，似乎也谈不上。
他从一开始便参加红巾军，举兵起义，尊奉大宋龙凤政权。之后，他一直追随朱元璋，为其在长江流域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与这位名义上的皇帝并没有交集，就更说不上恩怨情仇了。
而且，他也无法从韩林儿的死得到更多的利益，他仍然是朱元璋手下众多大将中的一员。
如果不是廖永忠有意为之，那到底又会是谁呢？
不过，如果从作案动机的角度来分析，那么就要看谁是这件事的最大获益者了，谁呢？
朱元璋。
在此事发生之前，在鄱阳湖将陈友谅打败之后，他便自立为吴王。“自立”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就是自作主张，并没有得到皇帝的允准。从这件事不难看出，他已经不完全按照皇帝的旨意办事了。
而在韩林儿死后的第二年，他便登基做皇帝，建立了大明王朝。你想，还能有人比他受益更大吗？
也许，不少人这时想起了他求援安丰的事儿来。如果真要除去韩林儿，那无疑是个绝好的机会，为何当时他不借刀杀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