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们还在纳闷的时候，宫里又出新鲜事儿了。
这时，一位刚被任命为宫廷教师的士大夫正出现在深宫之中。应该说，这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到皇宫中传授皇帝儒学精华的大有人在，古已有之。
不过，这名教师的学生不止是一位，而是好几个；并且，这些学生当中，也没有皇帝的身影。
那一定是皇子皇孙了，皇家的教育当然也不能马虎。
奇怪的是，这个答案也不正确。那么，这些学生都是些什么人呢？
宦官。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问，是不是打错字了？
在他们朱家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眼中，宦官就仅仅是个仆人，只适合斟茶递水，绝对不能让他们染指政事，就更不可能还让之读书写字了。
为了防微杜渐，朱元璋还专门把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竖在宫中，以儆效尤。
奇就奇在，到了宣德年间，还真的聘请学识渊博的官员专门教这些宦官念书识字了。
当然，大家肯定明白，此举一定不是为了扫除宫廷文盲。那么，这位青年天子到底意欲何为？
相信大家很容易想到，这一定与朱瞻基他自己的“作业”有关。问题是，他每日所要做就是用红笔批示奏章，即“批红”，该不会把这最重要的一环交给宦官来完成吧？
事实上，情况确实如此。
当然，前面说过，大部分奏章都早已由内阁大学士拟写了关于如何处理的建议草稿，司礼监掌印太监只是代替皇帝用红笔将草稿一字不漏抄在奏章上而已。既然要宦官抄写，那么先让教师教他们读书练字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难道皇帝就不担心这些太监会在奏折上按照自己的意思对“票拟”的内容进行改动吗？
别急，你能想到的，宣德皇帝及其幕僚早就考虑到了，并且做了相关的规定。
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内阁在上交处理草案时，已经预留了“票拟”底稿；“批红”完成后，如果和“票拟”的内容不一样，内阁有权将它退回御前并要求重新审批。
如此一来，司礼监想要在这个制度方面上下其手还是比较困难的。
至此，在明成祖创立内阁制度的基础上，经过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完善，一种新的决策方式产生了。这时的决策方式已从明太祖时期的朝纲独揽过渡到了“内阁票拟、司礼监代为批红”的模式。
应该大家还记得，前面曾和大家说过，内阁固然手握“票拟”之权，但毕竟只是草稿；宦官集团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拥有的“批红”大权才是如假包换的行货，他们抓住的可是皇帝手中的御批红笔，代天签批！
大家可能会问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非要找低贱的宦官？还得先教他们识字，官僚队伍中饱读诗书的士人不是一抓一大把吗？
这个提问恰恰问到了关键的点儿上，其关键之处很可能正是在“低贱”两字上面，这又从何说起呢？
我在前面和大家提过，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之后，皇帝固然可以朝纲独断，却分身乏术。万般无奈之下，朱棣只能设立内阁，让个别品级较低、易于控制的大臣参与决策。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明太祖以后官僚系统的一次较大的权力扩张。而且，内阁大学士日夜在皇宫内值守，这不正是官僚系统伸进紫禁大内的一只手吗？这是历朝历代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因此，如何制约官僚系统权力的扩张成了皇帝的新课题。谁能制约庞大的官僚集团呢？君主很自然地想到了身边对自己俯首帖耳的宦官。
授权司礼监太监代为批红，与其说是皇帝让他们代替自己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在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而内阁呢，作为为皇权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中介，也弥补了由于罢相而带来的行政系统效能下降这一缺陷。
此时的内阁与司礼监已然成了皇帝的心目中巩固统治的两翼，既相互制约，又互为补充。
不过，在明成祖授意宦官插手朝政之后，朱瞻基又给宦官干政大开方便之门，给此后的宦官专权乱政埋下了祸根。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个问题，真不得不佩服朱元璋当年的先见之明。
不管怎样，目前宣德皇帝对内阁和司礼监这两驾马车的驾驭可谓得心应手，所以他才能在繁忙的政务中抽出身来，尽情享受生活。同时，也能推动国家向前继续发展，从而在他和他父亲统治时期出现了明朝并不多见的太平盛世“仁宣之治”。
可惜好景不长，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年仅三十七岁的朱瞻基突然病逝。“仁宣之治”也随之戛然而止，这个盛世局面存在的时间还不到十一年，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在几代人励精图治所留下的一个大好局面下，其后继者即使不能将国家继续往前推进，至少也能以此为基础稳住大局吧？
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仅仅十多年之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正统皇帝朱祁镇亲征蒙古瓦剌，不仅五十万明军精锐几乎全军覆没，就连皇帝也成了俘虏。
瓦剌乘机长驱直入，剑指京师北京。
这时，国中无主，精锐尽失，北京还能守得住吗？朝野上下一片恐慌，遂有退守南京之声。那么，明朝到底是守是退？
当然，可能大家此时更关心的是，明朝这时的盛衰转换也太突然了，令人始料未及、大跌眼镜，其原因究竟何在？
关于这些方面，将在下一部作品中与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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