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问题就藏在这个新的决策机构里。
站在皇帝的角度来审视，内阁的设立是否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呢？
大家不妨琢磨一下，这些内阁大臣虽然品级低，但既然参与到国家大政的决策之中，久而久之是不是容易出现皇权旁落的现象？想想丞相不就因为这个才被明太祖一脚踢开的吗？
往下再想，就更不是滋味了。
左右丞相也就俩，它内阁大臣一上来就七八个。
丞相只能在皇宫外的官衙办公，谓之外朝官员。而人家内阁大臣呢，日夜在皇宫里值守哩，这些官员的手怎么都插到皇宫大内里来了？
从其后的发展来看，人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内阁权力逐步扩大，其后更掌握了“票拟”大权。那么，“票拟”到底是一项什么权力呢？
简单来讲，它实际上是由内阁大学士对呈上来的奏章代拟批示稿本，由皇帝来决定采纳与否。
哟，这项权力可不得了。别急，更厉害还在后头呢。
在洪熙、宣德时期，“票拟”并没有形成定制；到了明朝中期，正统皇帝朱祁镇九岁登基，它从此便成为内阁的专责并制度化。
可以想象，内阁权力之重已到了何种程度！
当然，朱棣无法预知身后之事，但显然已嗅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味道。
既然内阁在宫内，那必须就在宫里头安排监督的官员才更有针对性。因此，宦官粉墨登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太过贪心，也就往往容易走上自寻烦恼之路。
当下，皇帝已经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可是他似乎同时又成了世界上最为烦恼的人。这么多的权力该如何运用啊，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嘛，烦哪。
显然，他是不愿轻易分权于臣僚的。
故而，仰赖宦官似乎已是不二的选择。宦官又不是亲生的，就这么值得信赖？
是的，在皇帝的眼中，宦官与普通官员明显不同。
因为，他们产生伊始，便是辅助帝王淫乐的工具，永远都是皇帝的奴仆、家臣，可以任意操纵。
君主正是利用这一点，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代替本人掌握权力的宦官集团。至于宦官是否精于政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否维护自己的地位。
在皇帝的心目中，此时的内阁与司礼监已是巩固君权的两翼，既相互制约，又互为补充。
内阁固然手握“票拟”之权，但毕竟只是草稿；宦官集团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拥有的辅助“批红”大权才是如假包换的行货，他们抓住的可是皇帝手中的御批红笔，代天签批！
授权司礼监太监代为批红，与其说是要他们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在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
而内阁呢，作为为皇权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中介，弥补了由于罢相而带来的行政系统效能下降这一缺陷。
皇权强大的两个主要表征不就是稳定与效能吗？有了，都有了。
司礼监也好，内阁也罢，其本身都不具有独立的行政权力，只有依附于皇权，才能实现其政治功能。
正因如此，皇帝就自认为可以居中总揽大权了，实事真是这样吗？
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除了永乐、洪熙和宣德时期之外，其他时期基本上都陷入了宦官和官僚这两大集团的恶斗当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东风，皇权往往受制于其中一方。
而从宦官这一方来看，其势力在正统年间得到进一步扩张，为什么会是正统时期呢？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大家应该很快便会想起朱祁镇登基时的年龄了。
当时，他年龄还少，司礼太监王振乘机逐渐把持国柄，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乱政就乱政吧，这王振偏偏还想干一票大的。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进犯。不过，在王振的眼里，这似乎预示着机会已经到了，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瓦剌是蒙古分裂后的一个部落。
在王振看来，蒙古人在明初不是被打怕了吗？这时居然来送死，这样的好事可不容错过。
所以，王振不顾一切地挟持朱祁镇御驾亲征，并手握指挥军事的大权。
结果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连皇帝也当了俘虏。
这是明代宦官专权所导致的第一次严重后果，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此后，宦官利用某些昏庸的皇帝不理朝政的机会得以代批奏章，掌握了“批红”大权。
故而，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曾慨叹：明朝中后期拥有宰相实权的人，竟是一批宦官。
可见，宦官权势在有明一代盛极一时。其势力不断扩张，范围遍及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的大小权力机构。
当然这是后话，在这里就不做展开。
不管怎么样，现在永乐皇帝已经解决了废除丞相制度之后所带来的困扰。而且，他相信所起用的宦官集团能很好地制约由此所引发的官僚系统权力扩张的问题。
在他看来，两者的权力是大抵平衡的，这将大大有利于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的稳定。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能保证他自己大权独揽。
不仅如此，在两个集团中，他都笼络到了当时一等一的人才为其所用，皆可堪称一时之人杰。
提到当时官僚队伍里这样的大名人，相信大家都可以脱口而出。
对，这个人就是前面谈及的解缙。
对于这样一位大文豪，皇帝不仅让他参预机务，还给他安排了一项新的任务——修书。对他而言，这再合适不过了。
可谁也没有想到，他主持修撰的这一部书竟引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至今仍然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
封建社会里所修成的书千千万万，而到现在还能令人魂牵梦绕的确实并不多见。
那么，和同时代的书相比，这部书到底有何不同之处？它又有什么至今未解之谜呢？欲知详情，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