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大火，皇宫中突然燃起了莫名大火。
宫中起火本不奇怪，怪就怪在，一直来都前呼后拥的皇宫大内却难见几个救火之人。
更奇怪的是，大内禁军在大火面前也似乎茫然不知所措，有如无头苍蝇，到处乱窜。
而这一切都不是令人感到最奇怪的，最让人猜不透的是，此时皇帝到底在哪儿呢？原本身处深宫的建文帝竟突然人间蒸发。当时，宫内进行地毯式搜寻，却毫无结果。
太不可思议了吧！
这一幕发生在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60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建文帝的踪迹仍然没有定论。
宫内一把大火烧出了一个数百年无法解答之谜！
也许，只有回到历史的现场，拨开层层迷雾疑云，我们才有可能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谜团的线索，才有可能更接近这段历史的真相。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登基，年号“建文”，与太祖的年号“洪武”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难看出，新皇帝希望能从开国的重武政风向文治天下过渡。
接着，其“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维新之政”便拉开了序幕。
那么，在他的新政中，首先推出的举措是什么呢？如果结合洪武年间的刚猛之政考虑，这个问题就不是很难回答了，革除之前刑罚过滥过重的问题当然是这时期的第一要务了。
所以，他的首要措施就是宽刑罚，主张多行教化之道。据《明史?刑法志》载，单是建文元年，监狱中的囚犯就比洪武时减少了三成。
而使新天子更能赢得民心的是轻徭薄赋之策。建文帝在登基半年之内连下两道诏书，免除人民所欠的租赋，并特许第二年的田赋减半。
新君继位，向天下百姓大发红包；而在统治集团内部，官员们也眼前一亮。
他屡诏直言，并能虚心纳谏。史载，监察御史尹昌隆多次上疏直谏皇帝和弹劾执政大臣，不但未受到皇帝的处罚，居然还得到表彰。
这和洪武年间大臣们在大殿上噤若寒蝉的状况相比真是不一样，确确实实是大不一样了！
也许，当时天下臣民的心里甚至会产生一种疑虑：皇帝真的是太祖一手教出来的亲孙子吗？
新朝新气象，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谁能想到在这平静的表现之下隐藏着多大的危机呢？一系列的新举措陆续出台，举国上下拍手叫好，谁也没有想到，其中的一项却点燃了引线，这是什么政策呢？
削藩。
所谓削藩，是以封建君主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为了收回地方势力手中的部分或全部权力而实施的一项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
中央与地方围绕权力斗争而产生的矛盾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的始终，其总趋势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以达到国家的统一稳定。
以建文帝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在施政时，将中央与地方藩王之间的关系调整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应该说对当时的政局稳定、国家统一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因此，朝堂上削藩之议暗流涌动。
建文帝即位不到一个月，户部侍郎卓敬就密奏建文帝，主张将诸侯王中最具威胁的燕王朱棣由北平徙封到南昌，既削弱其实力，又易于控制。
同时，另一封建议借鉴汉代武帝的“推恩令”来解决藩国坐大的密疏也被呈至皇帝的御案上。
当然，反对者也不乏其人。理由也相当充分，毕竟是皇族至亲，血浓于水，怎能自伤手足呢？确实，诸王皆是皇帝的亲叔叔，都是长辈，理应得到厚待。
不过，要加强中央的权力，稳定国家，也总得想想办法压一压以长辈自居的诸藩之气焰吧。
果然，仅仅两个月之后，明太祖的第五子周王朱橚被告发。耐人寻味的是，告发者不是别人，而是其次子朱有燻。
这位周王是有前科的，洪武帝在世时，周王就已恣意妄为，违反祖训而被严厉地处罚过。现在侄子当国，他能安分吗？
接到密告，朝廷似乎也没什么大的反应，只是派曹国公李景隆统军北上巡边。巡边那是常规动作，没什么特别的，特别的地方只是在于“北上”二字；而且，向北进发的大军“恰巧”经过周王的封地开封。
既然路过开封，李将军自然要顺路参拜周王了。当然，那是拥军前往的。
既然已参拜了周王，曹国公自然而然地拿出了临走前皇帝交给他的圣旨，当众宣读一番。
就这样，周王被神不知鬼不觉地逮回了京师。
接着，写有周王罪状的敕书颁给了余下的每一位藩王手中，美其名曰“议罪”。所谓议罪敕书，其实就是一封警告书。这下大家心里清楚了，要杀鸡儆猴呗。
结果，周王被废为庶人，和几个儿子一起被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以一儆百的目的既已达到，朝野上下似乎也平静了一些。毕竟是至亲，使之能有所收敛，也就行了。
但是，事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
建文元年（1399）初，波澜再起，湘王朱柏被告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