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三年（1390），为了救此前犯了事的亲信丁斌，致仕丞相李善长向洪武帝朱元璋求情。
其实，不就是说个人情嘛，再正常不过了，可坏就坏在这个丁斌身上。他的义姐嫁给李善长的弟弟李存贤的儿子，媒人偏偏是胡惟庸，这事偏偏朱元璋也知道。
这下好戏又要开场了。
丁斌、李存义父子、李存贤父子全部锒铛入狱。
言官们这下可不甘落后了，争相弹劾李善长。连钦天监（负责星象占卜）的官员也连忙赶来凑一把，一脸严肃地指出，星象有变，实是大臣不忠不义所致。
走过了七十七年的沧桑岁月，尝遍了人情冷暖的李丞相实在想不到，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竟是如此艰难，一家妇孺老小全部下狱。
一轮审讯过后，李善长参与胡党谋反的证据就如同小泥人般被捏得有鼻有眼了。谁能想得到，胡惟庸案发整整十年之后，李善长还会因此而被杀。
李善长在这些开国勋旧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和特殊的地位，如今这面旗帜一倒，将帅们的心里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莫不是要轮到自己了？
有时，直觉也是挺准的，这一次不再是“狼来了”。
大批的官员被戴上胡党的帽子押赴刑场，其中包括吉安候陆仲亨、延安候唐胜宗、平凉候费聚、河南候路聚、南雄候赵庸、宜春候黄彬等大批军功新贵。
令人想不到的是，更多此前已经死了的勇武侯爷们虽然逃过了这一刀，但也被追认为胡党。人都死了，自然已经不能构成威胁，干嘛一点情面都不留呢？
其实，用意仍然在于将这些公侯的爵位这一世袭铁饭碗收回来，彻底剔除公侯世家的影响，否则也用不着这么绝情。
什么回事呀？胡惟庸等人被解决了，丞相制度也被废除，大权被牢牢地控制在皇帝手中，一切问题不是都已经解决了吗？洪武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祭出胡惟庸案这面血淋淋的大旗呢？而且，这一次不少武将也受到牵连。
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皇帝仍然很焦虑。
《龙兴慈记》记录了朱元璋当时所做的一个恶梦，梦到虽得到刘基的提醒而早有准备，但还是躲避不及，被廷中武将迅猛的一剑刺中胸部，血如泉涌。此人像邵荣，也像廖永忠或蓝玉，只是怎么也分辨不出到底是谁。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知他对武将的猜忌已经到了何等地步。当然，这也是历代封建君主的通病。
历代手握兵权的大将一朝黄袍加身、改朝换代的例子也不少，也难怪他为此寝食难安。
所以，洪武皇帝在对武将的劝诫和提防方面也没少下功夫，但在他看来效果并不明显。长此以往，会不会真的应了那个梦，或是百年之后，那一剑会刺在子孙的胸口之上呢？
这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引爆。
既然如此，在洪武十三年（1380），他为什么不借着胡党的名义对这些功臣进行清洗呢？虽说当时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中书丞相，不过顺带拉上部分武将也在情理之中，毕竟造反是体力活，应该少不了武人嘛。
可偏偏武将全部幸免于难，连《明史·胡惟庸传》记录在案参与谋反的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也特旨宽宥，实在令人费解。
唯一的解释是，将领们还有很大的存在价值，不能因小失大，动摇军心。
因为王朝初立，正是用人之际。除北边沙漠北元大军的虎视眈眈外，四川明昇的割据、辽东北元太尉纳哈出二十万大军的威胁、云南北元梁王的抗衡都需要将帅们的东征西讨。
当然，军事威胁的消除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事实确实如此，四川的夏政权早在洪武四年（1371）就已经摆平。
洪武十五年（1382），云南全境一鼓而定，而辽东问题也于五年后解决。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的是，辽东一战，由于主帅冯胜因事受责，永昌侯蓝玉暂代大将军一职，从而开启了新一代沙场精英的辉煌。当然，这是后话。
国内残存的敌对势力基本肃清，一个稳定的局面已经到来。
问题在于，当边患都基本解决后，边境仍然需要得力的将帅去镇守吧？国门没看好，随时会有外敌入侵的可能。
在这个方面，洪武帝朱元璋早有部署。随着皇子们先后到各自的封地去，国家已经逐渐由功臣守边过渡到藩王守边。
如山西由朱元璋最喜欢的三子晋王朱?镇守，北平是勇敢善战的四子燕王朱棣的封地，在大宁把关的更是藩王中拥有私人武装最多的十七子宁王朱权。这些北方重镇都有他自己的儿子在主持着军务，其他边境地区也不例外。
所以，时隔十年之后，也就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善长案发时，洪武帝再来清算这些功勋宿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皇帝总不能做光棍司令吧。因而，冯胜、傅友德、蓝玉等十九位公侯在这个敏感时点被遣返回乡，其实是暗中将他们保护起来。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两三年之后，新的大案再度爆发，几乎所有公侯都再也无法幸免。
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难道这时边关真的不需要大将听从调遣了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背后的原因必定非同一般。关于这个方面，我们留待下一章再来进行分析，敬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