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方面，我们或许可以从两人一夜长谈之后的情况中找到一些线索。
据《明史·胡濙传》记载，胡濙凌晨汇报完出来之后，永乐帝“至是疑始释”。也就是说，他听完后，终于可以释怀了。
从入主南京到现在已二十余年，在此期间，永乐帝朱棣想尽各种办法想要找出建文帝的下落。他如此艰苦才把江山打下来，当然不允许这个巨大威胁的存在。
而越是到晚年，就越是不能释怀，他不能重蹈其父的覆辙，将烫手的芋头扔给继任的子孙；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找到建文帝，以绝后患。
故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胡濙的紧急奏闻一定与建文帝的下落有关，并且能让朱棣从此放下这块心头大石。
或许建文帝已死在逃亡的途中；或许胡濙真的找到了建文帝，并得到了后者的某种承诺。解铃还须系铃人，至此朱棣才可能最终彻底解开了心结。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测，要对此作出论断，还需要找到更多的论据。在我们史学工作者孜孜不倦的探求下，也许将来的某一天就能对此作出确切的答复。
不过，如果这个猜测属实，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两个月之后朱棣下诏全部赦免建文旧臣。
既然建文帝的威胁已不复存在，也就没必要再追究了。
又仅仅过了几个月，到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永乐皇帝竟然驾崩了。
这事儿说来就有意思了。二十余年苦苦追寻建文帝的那根紧绷着的神经一下子松懈，平素身体就不好的朱棣觉得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人也就这样走了。
如果建文帝真的没有葬身火海，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他是如何逃离虎口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旦他真的逃出皇宫，活动转入地下，自然无人得知，正史当然也不会有相关记载。
所以，有关他此后潜伏生涯的内容都出自民间的传说和野史的记录。
也正因如此，为了保存建文帝的相关材料，给后人提供一些线索以弥补正史的不足，明清两代的史学家不惜大胆使用二手史料，乃至民间传闻。
其中，清初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综合多家之说，自成书中一卷《建文逊国》。不过，其中的某些细节写得神乎其神，让人难以置信。这应该是该书采用了大量的民间传言所致，我们在阅读时应多加辨别。
虽然，《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多取材野史，但一些细节也能与正史相互印证。
如《明史·恭闵帝纪》言“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而《明史·姚广孝传》载：当永乐皇帝朱棣探望病重的姚广孝，也就是道衍和尚，后者请求释放溥恰和尚。
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传言建文帝扮作和尚出逃，他得知其中细况，故而被朱棣一直关在牢中。直到此时，朱棣念及道衍的功劳才将溥洽放了。
《明史》的这些记载正好与《明史纪事本末》中建文帝剃度后从密道逃出之说一致。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前面提到的一个问题，建文帝当时为什么会派谷王朱穗、曹国公李景隆去把守至关重要的金川门呢？人们常常百思不得其解。
但现在回过头来再思考这个问题，也许思路会更容易梳理清楚。
如果在南京城被围之时，建文帝真的有办法逃脱牢笼的话，那么我们对此也就不难推测了。
当时大势已去，既然建文帝事前已计划好出逃路线，去意已决，南京的防御对他而言已无足轻重。
既然南京防御已是无足轻重，那么以仁善着称的建文帝选择放弃抵抗以免给他的子民带来不必伤害的方式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既然要保护南京的军民，同时又不愿背上举城投降、将皇位拱手相让的黑锅，那么将防御要冲交到李景隆的手中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如若这一推断成立，那么这应该是建文帝最后一次也是最隐秘的一次施行仁政了。幸好，李景隆这一次没有让他失望。
建文帝黯然地走了，登基伊始便有仁君之风的他没能笑到最后。
取而代之的燕王朱棣最终打破了历史的魔咒，夺位登基。
不过，在以忠孝治国的封建帝制时代，得位不正的他能得到满朝文武的肯定吗？他与建文旧臣又将发生怎样的交锋呢？请继续阅读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