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皇帝朱瞻基即位不久，便作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决定，给他的二叔汉王、三叔赵王以大量的赏赐，单是黄金就达五百两之多，是其他亲王的五倍。
原本，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已经将他这两位弟弟的俸禄由米一万石加至两万石，翻了一番；现在，朱瞻基继续追加封赏。
匪夷所思吧，这应该是防范汉王朱高煦的时候，即使不马上采取措施削弱他的权力，也不应该如此大大提高他的薪酬吧，这是什么逻辑？
汉王这边呢，也丝毫没有推辞的意思，照单全收。同时，他还向朝廷呈上奏章一份，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四件大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宣德皇帝拿到奏章后，二话不说，指令相关部门就按照汉王的建议来办；而且，他还专门就此致书二叔朱高煦，感谢他对朝政的指导。
眼下，这叔侄俩温情脉脉的一幕很难叫人把它和以前的剑拔弩张联系在一起，他们是不是真的握手言和了呢？
朱瞻基曾就汉王呈送奏疏一事对大臣说：“皇祖父曾提醒父皇及朕提防二叔，说他有夺位野心。以二叔所上奏章观之，如果的确是真心为朝廷着想，那么一定是改过自新了，我们理应遵从。”
宣德元年（1426）正月，汉王又派出王府官员向皇帝呈献花灯，祝贺元宵。宣德皇帝亦以书答谢，共祝新年。
身边的近臣谏曰：“汉王遣人献灯是虚，而窥探朝廷动静是实，望陛下明鉴。”
不过，宣德皇帝并不赞同，只是说：“朕推诚相待，相信皇叔亦然。”他会不会只是一厢情愿？如若疏于防范，将遗祸无穷啊。
不久，果然出事了。
宣德元年（1426）八月，朱高煦派心腹亲信枚青秘密进入京师，约手握重兵的英国公张辅为内应。
这件事透露出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朱高煦英勇善战，在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在军中颇有威望。现在，不少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已是朝中的军事贵族，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也都与汉王的来使有了接触。
那为什么我们只知道枚青潜进了京城呢？
这恰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其他将领对此所持的很可能是观望态度，知情不报；只有张辅不为所动，连夜将枚青押送朝廷。
情况的确不容乐观，不过宣德皇帝在审讯枚青的过程中也了解了朱高煦谋反的一些实情。紧接着，御史李濬（乐安人）不惜抛下家人、乔装打扮，想方设法逃离乐安，并向朝廷告发汉王。
证据确凿，该是出兵讨伐的时候了吧？
但宣德皇帝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汉王朱高煦写了一封信，委婉地把枚青等人说成离间的小人，他本人仍然一如既往地信任皇叔朱高煦，也希望汉王不要听信谗言。
到这个时候，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原来朱瞻基是欲擒故纵，谋略高人一筹。显然，他此前一定是故意为之，可谓大智若愚。
汉王看完朝廷送来的书信后，上书公开指责朱瞻基修建南巡行宫，违背祖宗勤俭之风；鉴于夏原吉等奸佞之臣不能谏正皇帝过失，反而推波助澜，要求朱瞻基把这些奸臣交给他来处决。
可以说，这是他的一份起兵檄文了。
直到这时，宣德皇帝朱瞻基才在众臣面前叹了一口气说：“真没想到，高煦果然要谋反。”
朱高煦之心，路人皆知，难道精明过人的他会不了解？他在人们面前一直耐心地扮演着对长辈的恭敬、包容和隐忍的角色。等到最后真要采取行动的时候，那当然是合理的自卫反击了。
于是，在众人的强烈要求之下，他才命阳武侯薛禄率军征讨乐安。
当然，乐安方面早已有了准备。其实，汉王朱高煦在乐安一直秘密地打造兵器、招纳亡命，为夺取皇位进行积极准备。
现在，他不用再遮遮掩掩了，公然建立五军都督府，除了自己亲率中军外，其他四军分别由四位得力大将统领，并由他的四个儿子各监督其中一军，世子朱瞻垣则负责乐安大本营的留守。
一夜之间，他就能扯起前中后及左右等五路大军，不仅说明其准备时间之长，而且也能从中看出其实力确实非同一般。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只是他公开的行动，那些暗地里的勾结可是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最防不胜防的。
在地方，他得到山东都指挥使靳荣的支持。都指挥使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分区司令员，这位司令员愿意出兵协助他夺取天下，也就等于他几乎得到了一个省的兵马，不得了啊。
而在京师，他派人联络的那些手握兵权的靖难老将又有多少是拥护他的呢？这是大家所难以预测而又会对局势的走向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因素。
当得知阳武侯受命出征时，朱高煦更是振臂欢呼，对众人说：“阳武侯薛禄以前和我一起四处征战，这个人我非常了解，容易对付！”
对朝廷而言，形势似乎越来越不容乐观了。在这场中央与地方的较量中，到底是哪一方胜出呢？